骆秉章和曾国藩关系如何

骆秉章和曾国藩的关系怎么样，说到这个就得从骆秉章到湖南当官开始说起。

虽然骆秉章的第一次抚湘经历颇为狼狈，但是他也从中悟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其自定年谱记载，咸丰二年九月“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中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至北窜，亦一恨事。”骆秉章在第一任巡抚内，办事不可谓不认真、不积极，可是却一败再败，由此他也隐约地感到了八旗、绿营兵的腐朽不可恃。

当朝廷给了他第二次巡抚湖南的机会后，他虽然不满曾国藩揽权的作风，但却并不反对兴办团练，而且他也希望通过兴办团练拥有一支真正归自己支配的可靠的武装。因此，他虽然表面上不去与曾国藩争夺兴办团练的领导权，但暗地里却在努力地搞好与方方面面人物的关系。

他对曾国藩的冷淡态度，实际上助长了湖南藩司徐有壬、臬司陶恩培、提督鲍起豹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而骆秉章却因此取得了徐、陶、鲍等人的信任。对于很受曾国藩器重的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骆秉章也利用与他的上下级关系，大加笼络——骆秉章甫一到任，便“奏委塔齐布署抚标中军参将”。此外，骆秉章还利用自己在前任湖南巡抚任内建立起的声望，礼贤下士，很快便与湖南绅士阶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由于取得了湖南官绅的信任，并与他们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骆秉章办事非常顺利，湖南的吏治、民生也因此渐有几分起色。这样，在署理了五个月的巡抚之后，八月十一日，就在曾国藩离开长沙后不久，清廷实授骆秉章湖南巡抚，这次实授体现了清廷对骆秉章不同寻常的信任。可以说，正是从这时起，骆秉章在湖南才真正地领导了一种势力，展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这便是官绅相合的势力。

中国传统社会里官绅历来是相合的，但也有相离的时候。咸丰三年的湖南，因曾国藩执意张扬地方绅士之势，就一度使官绅关系呈现一种不相融的状态。对此，骆秉章通过一系列措施，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八月二十三日，骆秉章上了一折一片，分别是《奏请停扣免扣养廉等款折》、《奏请变通捐例准以银钱兼收片》，吁请朝廷停扣、免扣湖南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以此博得了湖南官僚的一片掌声；而请求按市价1800文钱折一两银子来办理捐输，则受到了湖南中下层士绅的欢迎，因为当时清政府虽然允许士绅捐输铜钱，但却规定2000文钱折一两银子，而当时市价是1800文钱折一两银子，而捐输铜钱又是湖南中下层士绅捐输的主要形式，因此骆秉章此举博得了湖南士绅阶层的好感。

此外，那些为朝廷奔波效命的官绅最希望从大吏那里得到的就是被保举。虽然曾国藩也拥有向皇帝保举人材的权力，但他当时对待保举过于谨慎，对人对己要求都过于苛刻，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保举。而骆秉章则不同，他非常乐于在自己的奏折中，为湖南官绅向皇帝邀功请赏。

在骆秉章的保单中，有很多人，包括曾国藩的挚友罗泽南、门生县令陶寿玉，在曾国藩看来都属于保举过优，甚至是“滥保”。不过，或许正是这些保单使越来越多的湖南官绅对骆秉章感恩戴德，而对曾国藩敬而远之。当曾国藩八月移驻衡州时，骆秉章对曾国藩在长沙的同乡、友朋“推诚相与”，而这些人也“咸乐为用”，而当时只身在衡州的曾国藩却只能发出“吾乡之义士仁人何日起而应我”的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