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在康熙时期开始掉队 康熙不是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吗

还不了解：康熙和西方科技的读者，下面历史资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康熙皇帝不是对西方科学和技术有很深的兴趣吗?清代为何开始从世界掉队?

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是人所共知的，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许多被他招揽到宫廷之中为他服务，其中著名的就有南怀仁、徐日昇、张诚、洪若翰、刘应、罗德、德里格、马国贤等等。

这些人有的掌管钦天监，有的担任使臣，有的作为康熙的私人医生。西方传教士们为康熙带来了历法、医学、数学等科学知识，还带来了望远镜、显微镜、放大镜、西洋钟表等新奇物件。康熙对于接受西方事物一点都不保守，这些在宫廷任职的西方人许多都曾当过康熙的老师。康熙也很聪明，学什么一学就会，说他是历代皇帝中最懂科学的帝王并不是夸大。

但为后人诟病的一点是，康熙的兴趣主要是为自己服务，并没有把西学推向全国，有人据此认为，康熙的封闭保守是清代开始从世界掉队的一大原因，近代中国没有走上科技强国之路，康熙要为此负很大责任。

总之，似乎康熙只要不把这些西方技术藏着掖着，清代就能与西方一样享受到工业革命的成果，在近代就不必遭受如此屈辱。

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对比一下同时期东西方的历史进程，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结论。

玄烨生活的年代是1654-1722年，8岁登基为帝，15岁拿下鳌拜后真正亲政，也即他1669年开始真正手握大权。

那么在这个年代，西方正处于什么时期呢?事实在康熙生命大部分时间，西方的变革还在酝酿之中，欧洲真正的剧变在他驾崩后才开始。

七年战争的时间是1756年—1763年，当时欧洲上的主要强国均参与了这场战争，英国在此战获胜后才开始迈向日不落帝国的传奇，七年战争使英国扩大了海外殖民地，对这些殖民地的直接掠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资金，而哈格里夫斯在1764年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直接标志工业革命的开始。

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7月爆发，持续到1794年，法国才完成旧观念的转变，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新思想被接受。法国革命精神被播撒到欧洲，还要等到1799年拿破仑以雾月政变开始统治后，西方格局才开始被改变。

总之，在被称为18世纪的1700-1799年这段时间里，欧洲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剧变，谁也无法预测最后结果会是如何。而同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社会的鼎盛时期，要康熙去学习西方那套谈不上成熟，效果不知如何的思想和制度，限制自己的权力，哪个皇帝都不敢冒这个险。

再具体到一些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上。

首先是医学，康熙确实用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治好了自己的疟疾，并在出京巡幸时也有外国传教士医生随行。但是据此就认为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医术就是现代西方医学，实际上是个误区。

从医学发展上看，16世纪欧洲医学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但直到17世纪，内科学也没什么进展，医术比中世纪时期并没强多少，四体液论依然是疾病理论的基础，当时西方的临床医学谈不上先进。

显微镜虽然最早在16世纪末就在荷兰被制造出来，但早期这种简易的仪器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也没有被用于任何重要的观察。它要到17世纪中叶起才开始被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最早是被用来观察青蛙的肺。此后一两百年间，显微镜逐步得到改进，直到1872年，德国物理学家Abbe提出学显微镜的完善理论，理想的显微镜才开始被设计出来。康熙开始亲政时，显微镜仍然是个由上下两块透镜组成的较为简陋的设备，看上去确实更像个玩具。

西方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器官，并建立病理解剖学的时间是17世纪，以1705年“病理学之父”莫干尼发表论文《解剖杂录》为标志，直到他在1761年发表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疾病的位置与病因》。

至于西方临床医学和药物学，真正得到发展要到19世纪初期。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时间是19世纪中叶以后，而康熙驾崩的时间是1722年，在他生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并不能为他带来这些东西。

即使到了19世纪，在面对一些自然灾害或者疾病面前，东西方医学的知识与技术其实都是非常无力的。

如常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战争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至1856年)，英军在伤员救治、药品补给等方面表现得依旧一团糟。根据英军军医在日记中记录，当时英国的战地救护非常原始，他们对于疾病的理解其实和明清的一些中医理论差不多：吃草药可以排除体内毒素，出汗可以帮我们排除过多的热气，有了脓包以后先用凉水然后用根管子把脓抽了。

换而言之，由于解剖学的发展，如果有一场人体知识竞赛的话，19世纪中期的英国医生可能比同时的中国医生了解多得多，但实际面临各种疾病的时候，大家能做的其实都很有限。那么在康熙生活的年代，西方医学更未表现出多少领先于时代之处。

那么其他呢?

政治上，欧洲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最早的国家英国，行宪日期是1688年(康熙27年)，挪威是1814年，瑞典、丹麦等国更是迟至20世纪中晚期。

思想上，启蒙运动开始的时间是18世纪初，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标志，那时康熙早就凉了，根本不可能预见到这些新思维。

再看真正的物理学，在康熙死了很多年之后，奥斯特才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而在约两百年之后，电磁波才广泛应用。那么与康熙同时代的牛顿与牛顿三大定律看起来也确实没什么用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些奇淫技巧罢了。

再拿被人诟病的《几何原本》来说，康熙让传教士翻译成满文，并讨论其中的数学问题，因为他没有把这套科学类书籍刊印推广，被认为是保守封闭的一个实锤证据。

但是大家都没看到这件事是有后续的，康熙说归说，最后还是接受了泰州进士陈厚耀“请定步算诸书以惠天下”之议，花了十年时间编撰了《数理精蕴》出来，介绍包括西方数学知识在内的数学百科知识并刊印出版，这套书又在雍正时期作为《律历渊源》的一部分再度出版。

以上能看出，所谓康熙固步自封其实是我们的验证偏见，我们了解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体系开始爆发，但是在这个体系尚未展示它的强大战斗力的时候，欧陆的萌芽理性主义不过是诸多思想方法的一种，那些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识不过是博物学的方方面面罢了，要一个君主集权正处于巅峰时期的东方帝国君主去学习西方那些不成熟的经验，还真不比如何摆平帝国内部种种事务重要。

当然，还有被许多人诟病的军事方面，恰恰与许多人对清军火器落后的印象相反，清军一向是一支注重火器的大军。

明末清军还没有制造火器的能力，大军中的火器多来自缴获，不过自皮岛三将降清后，皇太极已开始拥有自造红衣大炮的能力并在其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入关后，随着占有资源的越来越多，火枪也得到普及，清军远程三大武器即为弓矢、火炮与火枪，其中较为先进的鸟铳占据不小比例。到康熙年间，清军已经在汉八旗军里建立了成建制的火枪部队，称为火器营。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我朝武备整齐，弓矢枪炮最为军营利器，法制精良，百世不易。

康熙二十七年，一场横跨三朝，持续时间长达70余年的大战——清准战争打响，两军都是冷热兵器混用，除了近战接敌，在中远距离上的火力投射都已经由火器进行主导。

著名的南怀仁是康熙的军事参谋之一，康熙二十八年他曾铸成3600斤的永固大将军炮，并将西洋炮铸造技术的原理写成了一本书，名为《神武图说》，为了方便中国工匠仿造学习，还在这本书里面附了很多的图，以方便其理解。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中，双方以大炮火枪互轰宣告战役开打。此战中准噶尔军的“驼城”正是被清军以密集火炮轰击的方式摧毁，一举奠定胜局。这些战争场面在清代宫廷绘画中表现得很明显，如下图《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第八张呼尔满大捷》里，列阵的清军前排是举着鸟铳的士兵，后排以骆驼为炮架，支起了一排火炮，与印象中的冷兵器大军大相径庭。

再如另一张《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战图》，里面也清楚得表现出了清军正用火炮轰击准军，隐蔽在驼阵后面的准军则以火枪在进行还击。

确实，15世纪起欧洲火器得到了极大发展，军事革命正在发生，战争面貌已被极大改变。但也要看到欧洲的火器技术也在被不断引进到中国，带来东西方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虽然这并没有让中国的火器技术追赶上西方。差距确实存在，可那是自明代起就已拉开，在康熙时期，相比明末与西方军事技术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缩小的。

要说清代火器发展真正被世界拉开代差，那是在乾隆朝，乾隆十全武功的对手们已不复鼎盛时期准噶尔汗国之强大，后来的承平日久更是让大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失去了军事技术改革的动力。

最后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如自己是个生活在康熙年间的清人，有机会看到康熙展示他所得到的来自西洋的新奇玩意，比如西洋钟表、放大镜、看星千里镜、西洋地理图等。这些东西肯定是很有趣，但除了让人大开眼界之外，也就是图个新鲜，只是众多有趣知识中的一种，与来自帝国偏远地区，或者藩属国进贡的东西是类似的。

更进一步说，传教士带来的知识确实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真实世界，他们可以把帝国的疆域、人体的构造、星球的轨迹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但这些除了引起一阵阵惊叹以外，又能让人联想到什么实际作用呢。当然，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会有一些特定的用处，但也仅此而已，要靠这些就让君主放下身段对西方技术顶礼膜拜，显然是并不足够的。

总而言之，康熙那时的科学成果真的不多。康熙年间经典力学还在初步建立中，第一台有使用价值的蒸汽机是在乾隆四十一年被制造出来，电磁学的库仑定律提出是乾隆五十年，安培定律发现于嘉庆二十五年，欧姆定律提出时是道光六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

从那个时代来看，西方那一套并没有决定性的优势，所以并没有引起重视。康熙的传教士们了解的科学知识可以说相当有限，他所接触到的“西方科学”大多也不过是耶稣会士传介的历法与一些西方草药学之类。康熙自己说的“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对于历史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打开上帝视角，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们看现在的西方那一套，也是一种幸存者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