掷骰定状元：耶律洪基科举改革的荒诞与政治逻辑

辽道宗耶律洪基在位期间（1055-1101年），曾推行一项惊世骇俗的科举改革——以掷骰子代替殿试确定状元人选。这一看似荒诞的决策，实则暗含着辽朝作为游牧政权在吸收中原制度时的深层矛盾，以及耶律洪基个人统治策略的复杂考量。

一、制度移植的困境：辽朝科举的“水土不服”

辽朝自太宗会同元年（938年）设立科举以来，始终面临制度移植的困境。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辽朝统治者对中原科举制度既依赖又警惕：一方面，科举是吸纳汉族士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完全照搬中原制度可能削弱契丹贵族的特权。

这种矛盾在耶律洪基时期尤为突出。据《辽史·选举志》记载，辽朝科举分为“汉儿科”与“契丹科”，前者考经义、策论，后者考骑射、武艺。但实际操作中，汉族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比例逐年上升，威胁到契丹贵族的垄断地位。耶律洪基为平衡各方利益，不得不对科举制度进行“本土化改造”，掷骰子定状元便是这种改造的极端体现。

二、掷骰子的政治隐喻：打破“文治”神话

掷骰子定状元的直接背景，是辽朝科举中日益严重的舞弊问题。据《辽史·道宗纪》记载，咸雍五年（1069年），耶律洪基曾因“贡举不公”罢黜多名考官，并下令“重定科条”。然而，传统殿试中主考官与考生之间的利益输送难以根除，契丹贵族与汉族士人的矛盾也因科举名额分配愈演愈烈。

耶律洪基选择掷骰子，实则是一种“去权威化”的政治策略：

削弱考官权力：将状元选拔完全交给运气，避免主考官因个人偏好或利益输送操纵结果；

淡化“文治”色彩：契丹贵族向来轻视汉族的“文治”传统，掷骰子以随机性否定“才学至上”的原则，强化契丹“武运天授”的统治合法性；

平衡各方利益：无论契丹贵族还是汉族士人，都无法通过传统手段操控结果，只能接受“天意”安排，从而减少政治冲突。

三、历史镜像：与中原科举的对比

耶律洪基的改革与同时期中原王朝的科举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北宋自太祖赵匡胤起，便严格规范科举程序，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以“策论”定名次，强调“才学为先”。例如，宋太祖曾因考生王嗣中与赵昌言争状元，亲自命题考试，最终以才学定胜负。这种制度设计旨在通过公平竞争凝聚士人阶层，巩固中央集权。

而辽朝的掷骰子定状元，则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它不仅否定了“才学”的价值，更将科举从“选贤任能”的工具异化为“维稳”的手段。这种差异折射出游牧政权与农耕政权在治理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前者更依赖武力与随机性维持统治，后者则通过制度化手段构建社会秩序。

四、改革的局限性：短暂尝试与制度回归

尽管掷骰子定状元在短期内缓解了辽朝内部的矛盾，但其局限性显而易见。首先，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科举的公信力，导致汉族士人对辽朝统治的离心；其次，随机性选拔的人才难以胜任行政职务，加剧了辽朝后期的政治腐败。据《辽史·百官志》记载，道宗后期“官员多庸碌之辈，政事废弛”，与科举制度的异化不无关系。

因此，耶律洪基的改革并未持续太久。大康年间（1075-1084年），辽朝逐渐恢复传统殿试，但仍保留“契丹科”与“汉儿科”的分野，以维护契丹贵族的特权。这种“半中半西”的制度设计，最终未能挽救辽朝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