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得知法国大革命有何反应?

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发生一起震惊全世界，甚至影响全人类的事情。由于当时的法皇路易十六强行解散了议会，最终巴黎市民爆发了起义，攻占了代表封建王权的巴士底监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会议颁布了《人权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

自由平等的观念遭到了欧洲帝王们的反对，各国结成反法同盟，绞杀革命。法国国内的旧势力也发不断地发生暴动。被夺去权利的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暗中勾结反法联军被发现，代表中下层利益的雅各宾派发起了反君主运动，1793年1月和10月，国王和王后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波旁王朝就此覆灭。

此后的法国，风云激荡，历经了吉伦特派专政、雅各宾派专政、督政府时期，最后拿破仑上台。大革命确立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的思想制度，振撼了世界，至今仍有深刻影响。

此时正好是中国的大清乾隆年间。虽然中国距离欧洲万里之遥，清朝又给人以“闭关锁国”的印象，但是革命的海啸，还是在中国荡起了微澜。

乾隆并非对欧洲一无所知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关闭沿海各个口岸，只留下了广州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清政府在广州设立行商，负责对外贸易，称为广州十三行。广州地区一时商旅云集，洋行密布。花旗国(美国)、红毛国(英国)、双鹰国(奥地利)、单鹰国(普鲁士)、黄旗国(丹麦)、法兰西、瑞典、葡萄牙等国的商人都在广州开设夷馆。购买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贩卖至世界各地。这些外商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白银，也传来欧洲的各种新闻。

另外，乾隆时期，宫廷之中还有西方传教士在给朝廷服务。重要者如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蒋友仁，耶稣教会士，精通数学、机械。1745年来到中国，长期任职清宫。乾隆皇帝看到法王路易十四凡尔赛宫的图片，也想造一个有西洋喷泉的宫殿，于是蒋友仁便造了圆明园里的西洋楼和大水法。从蒋友仁遗留至今的书简中，我们知道乾隆从他那里了解的众多欧洲的情况。他与乾隆皇帝的谈话中就涉及欧洲众多国家。

乾隆对欧洲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十分在意，经常问及相关问题：俄罗斯与法国是否结盟?欧洲诸国之间哪些正在进行战争，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欧洲各国与土耳其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何有的国家是女主治国?英法西葡如何控制海外殖民地?荷兰的共和制是怎么回事?

未能成行的访法使团

康熙年间，中国同法国之间就有较为密切的官方往来。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曾经互派使团，相互通信，互赠国礼。路易十四称自己建立了“巴黎-北京”轴心。大概是受其祖父影响，乾隆对法国也情有独钟。供职宫廷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说：“乾隆皇帝重视法国、并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

176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派遣两位特使高类思、杨德旺出访中国，觐见了乾隆皇帝。这两个特使都是在法国居住数十年以上的华裔。法国王室以此表示愿意同中国进一步加深官方往来。后来乾隆皇帝也打算派遣使团访问法国，由钱德明担任特使。钱德明在书信中写道：“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但是使团未能成行，因为这时候，法国王室的脑袋掉了。

马戛尔尼使团的记录

对于法国的这场惊天巨变，乾隆朝廷是什么态度呢?就在法王路易十六掉脑袋的1793年，另一个欧洲强国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我们从使团成员斯丹东的记录中可以窥见一斑：

“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

“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对此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

很明显地，清政府已经得知了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他们将法国革命视为洪水猛兽。虽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不如法国，没有一个庞大的“第三阶层”中坚——商人和资本家，法国革命在缺乏社会基础的中国，无法掀起巨浪。但是乾隆皇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本能地将革命视为犯上作乱、弑君杀父大逆不道的行为，要对其进行严加的防范，否则大清就将国无宁日。

对乾隆王朝的影响

加重了清廷对洋人的戒心，进一步地实行排外的政策。本来，清廷以天朝上国自居，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对外洋就持排斥态度，西方殖民者本就不怀好意，觊觎中国财富。乾隆时期严格了禁教，封关等措施，警惕西方势力的渗入。

法国爆发革命，一国之君身首异处，这个可怕的消息，更在乾隆心中引起了剧烈震撼，坚定了他“闭关锁国”的路线。钱德明在给马嘎尔尼的信件说到“使节团越早来，效果越大。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如果以前英国特使来，还能讨些便宜，现在皇帝已经知道了法国的革命，外国人就别想再吃到好果子了。

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乾隆还认为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府对“刁民”、“顽民”太过放纵，管束不足。认为对于“刁民”就要“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而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机之由，积小成大”，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就应该坚决镇压，将之扼杀在萌芽状态。

就在路易十六掉脑袋后的第二年，1794年，陕西、四川发现了有白莲教秘密传播。受法国大革命刺激过乾隆，风声鹤唳地下令“将案内各犯全数拿获，勿使一名漏网。倘不能搜查净尽，别经发觉，唯该督是问。”于是，一场惊天大搜捕开始了。湖北、陕西、四川、河南、甘肃数省州县开始了挨家挨户地清查捕杀白莲教行动。

地方官府借机敲诈勒索，“不管入教不入教，只管有钱无钱”，交不出银子就当白莲教徒捕杀。无数民众倾家荡产，死于非命。人民走投无路，最终爆发了王聪儿大起义。乾隆自以为能“防范于未然”的维稳行动，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