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中的八百诸侯都有哪些？川军有个贡献?

牧野之战是武王伐纣的决胜战，是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进行的决战。感兴趣的读者和历史资料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早在三千年前，川军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参与了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还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川军参与武王伐纣，由此带来一个疑问是：这些川军是神秘的三星堆文明派出的吗?陕西汉中出土的一批青铜戈或许就解开了谜团。

周国，原本是商朝西边的一个小属国，但从古公亶父开始，周人开始了“剪商”大计，后来历经季历、周文王励精图治，尤其是周文王在位50年，实行许多正确的政策，任用了姜子牙等贤才，国力逐渐强大，征服了西部狄夷稳定了后方，最终达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去世之后，武王开始了最终的灭商战争。

大约前1048年，为了试探伐商的可能性，周武王在河南孟津与诸侯会盟，“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所谓八百诸侯，只是一个虚指数字，说明当时叛商归周的诸侯很多，进一步反衬殷商统治不得人心。

二年之后，这八百诸侯参与了牧野之战，在周人率领下一战灭商。那么，这八百诸侯究竟有哪些呢?根据《尚书·牧誓》记载，其中有八支非常重要的狄夷，“庸、蜀、羌、微、髳、卢、彭、僰八国，皆蛮夷戎狄”，排在第二的就是“蜀”，即今天的四川，可见早在三千年前“川军”就已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近代闻名遐迩的川军，在三千年前的牧野之战中是如何战斗的呢?对于牧野之战的具体过程，史书几乎是一笔带过，只有诸如《逸周书·克殷》中“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这一句话，对周军战斗具体过程都不置一词，自然不会特意描述周人附属国的战斗方式。

不过，现代学者根据“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反常记载，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是一件非常严肃、气氛凝重的残酷战争，又怎么会有欢快的前歌后舞?而且，商周也没有在战争中载歌载舞的传统。既然如此，“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从何而来?史书上留下两条重要线索。

1，楚汉争霸中，刘邦集团招募了一批巴人士兵“为汉前锋”，而这些巴人士兵“锐气喜舞”，还得到了刘邦的赞赏。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生劲勇，数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

2，《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有侵犯、进犯之意)殷人，前徒倒戈。”

因此，“川军”是以歌舞的方式冲锋陷阵，本质上是制造一种令人恐怖的氛围威慑敌人，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历史学家汪宁生在《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考证指出，如今云南德宏地区的景颇族和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还有战前“歌舞以凌”的习俗。

当然，武王伐纣中的“前歌后舞”说的是不是川军，如今还没有100%结论，但却是目前最可信的一种解释。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四川省的广汉市，考古专家发现了三星堆遗址，揭开了神秘古蜀国的面纱一角，震惊了海内外。

与此同时，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考古重大发现——殷墟甲骨文中，学者整理出11条有“蜀”字的卜辞，“(氏)蜀射三百”、“蜀御”、“至蜀”、“正(征)蜀”等卜辞表明，古蜀国经常将射手、御人等服役者提供给商王朝，古蜀国既向商朝派过使者，商朝又在武丁时期征讨过古蜀国。可见，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三星堆文明代表的古蜀国与中原文明已有一定往来。

于此，不得不让人产生一个遐想：既然武王伐纣中存在川军，那么这一支川军是不是三星堆文明派出的呢?

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情况，学者大致框定了三星堆文明的活动时间，即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距今4800年至3100年左右。而武王伐纣的时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之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基本消亡之后五十余年，才发生了武王伐纣，二者在时间上很难产生关联，牧野之战中的“川军”应该不是三星堆文明所派。

但如果这支川军与三星堆文明无关，那么《尚书·牧誓》中的“蜀国”又是什么身份?考古发现的一种商朝晚期青铜兵器——三角援戈，或许揭开了这一支神秘川军的身份。

三角援青铜戈(见上图)，与中原青铜戈(见下图)大不相同，最早出土于安阳殷墟，迄今一共出土11件，其中等腰三角形青铜戈数量更为稀少。青铜戈是商朝军队制式装备，为何殷墟里仅有11件奇怪的三角援青铜戈?

考古专家发现，三角援青铜戈多分布于蜀地，在中原极为罕见。但除了四川之外，陕西汉中也存在大量三角援青铜戈。陕西汉中城固苏村商代遗址中，就发现了95件青铜戈，其中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青铜戈达81件之多;汉中城洋地区发现111件青铜戈，其中三角形援青铜戈约占77%。

可见，三角援青铜戈的源头在于四川，因而又被称为“蜀戈”，是川军的主要作战兵器。通过蜀人这一独特兵器文化，学者判断早期蜀文化不仅存在于四川，还扩散到了陕西汉中。也就是说，可能一支“蜀人部落”扩张到了陕西汉中，或汉中当地部落被蜀人同化，于是商周将这一部落称为“蜀”，而殷墟中的“蜀戈”源于蜀人向商朝进贡。

汉中与关中，虽有秦岭阻隔，但终究距离很近，尚有道路相通，两地往来相对便利。商朝末年，周人征讨西方、西南狄夷，将汉中的一支川人部落纳入统治，并要求这批“陕籍川军”共同伐商，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历史学家董作宾与顾颉刚等都认为周文献中的“蜀”就位于陕南汉中一带。

四川盆地的川人，有没有可能参与武王伐纣呢?关于周武王是否征讨过四川，如今既无史料证据又无考古证实，且“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交通阻隔也让周武王难以征讨四川。事实上，后来直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司马错才灭亡蜀国，接着灭亡巴国，将四川纳入统治，之所以这么晚才占领四川，与四川独特地形关系密切，因此武王伐纣中的“川军”不太可能来自四川盆地。

综上而论，早在三千年前，的确有一支生活在陕西汉中的“陕籍川军”参加了武王伐纣，但不能肯定的是，这支“陕籍川军”到底原本就是陕西人，还是从四川遗民而来。

在陕西宝鸡竹园国墓地，考古出土了诸多与蜀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器物，显示出这应该是一支蜀人发展出来的诸侯国。或许，陕西宝鸡的这一支蜀人，就是《尚书·牧誓》中记载的蜀人的一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