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相王设计流放奸相丁谓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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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真宗(968-1022年，997执政)、仁宗(1010-1063年，1022年执政)两朝，人才辈出，纵观历朝历代能臣、名相没有比这个时期更多的了。

王曾(978-1038年)、丁谓(966-1037年)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

王曾，真宗咸平年间“连中三元”的状元之才，人称“大儒曾参再世”。

丁谓，天才式的人物，聪明绝顶，文追韩(愈)柳(宗元)，人称“今日之巨儒”。

因真宗后期崇信“天书祥瑞”邪说，导致能臣分化，谨厚庄重的王曾成为贤相，狡诈多谋的丁谓成为奸相。

在真宗尚“禅”、仁宗年少即位、刘皇后(968-1033年)垂帘听政等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才智旗鼓相当，职权逐步相当的一正一邪两位大臣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激烈的冲突与争斗。

王曾从1002年状元入仕到1016年拜参知政事，从24岁到38岁，这15年的仕途可以说青云直上，备受赞誉。

杨亿(974-1020年，北宋著名文学家，名臣)和王曾入仕之初同为侍从，看到王曾的文章，赞叹：“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

宰相寇准(961-1023年)欣赏王曾的才华，特地让他在政事堂考试。

真宗知道王曾贤能，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和尊重。

任命王曾主管刑狱时，真宗对他说：“刑狱，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如今将以此职委屈你了。”王曾叩头致谢，请求自己征召幕僚，并作为以后的一项规定。

后王曾升任翰林学士，一日晚上，真宗在承明殿召王曾应对。退朝后，真宗派内侍告诉王曾说：“朕十分想见你，所以来不及身着朝服见你，请不要以为朕慢待你。”

1017年，对于王曾来说，是仕途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王钦若任宰相，他一方面利用“祥瑞”迷惑、迎合真宗，另一方面勾结丁谓等五人排除异己，对反对他的大臣进行排挤迫害。

因王钦若他们权势过盛，大臣多不敢言，惟有王曾陈述了五大危害来劝谏真宗，王钦若、丁谓等人因此对他开始记恨。

正值王曾奉命出卖贺皇后家的旧宅，贺家还没有迁走，王曾就让人在门外抬土填屋，贺皇后在宫中向真宗哭诉。第二天上朝，真宗向王钦若提及此事。王钦若趁机将王曾罢官，让他离开京师任应天府知府。

王曾为人处世“重厚守正，不动如山”，能担得起重任，也经得起挫折。

王曾三次拜相，期间被贬两次。被王钦若、丁谓构陷离开，这是第一次。1029年因为得罪刘皇后，又再度被贬青州。被贬地方后，他依然严正做事，为当地民众处理了诸多难题。当地百姓称颂王曾的政绩，为他画像、立生祠以纪念。

但与他同期入仕的杨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反对宋真宗大兴土木、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动，受到王钦若等“五鬼”的排挤，杨亿多次到任职地方。因个性耿直，如此处境下杨亿抑郁不得志，在47岁那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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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初期，寇准认为丁谓才学出众，又智谋过人，多次向宰相李沆推荐，李沆始终没有答应。还告诫寇准说此人不可用。寇准不以为然，仍然启用了丁谓。

丁谓确是才高八斗，但心机颇深，“心术不正”。在寇准的提拔和重用下，善于伪装和投机取巧的丁谓在朝廷中成了气候，于是奸邪狡诈的本性逐渐外露。后来寇准看不惯他的“溜须拍马”，屡屡给他难堪，让他怀恨在心，于是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排挤寇准。

1020年，趁着真宗病重，丁谓联手刘皇后将反对刘皇后辅政的寇准贬为相州知州，后又贬为道州司马。

1022年，丁谓又勾结宦官，修改“诏书”，把宋真宗病死归罪于寇准，将他一贬再贬至更为偏远的雷州，导致一代名相寇准客死他乡。丁谓趁机将朝中凡是与寇准相善的大臣全部清除。

仁宗即位后，真宗的刘皇后垂帘听政。丁谓勾结内侍雷允恭来讨好刘皇后，得以独揽大权，继续排挤、迫害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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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曾取得话语权

王曾与寇准的交情很好，曾将自己的房屋借给寇准居住。当寇准被贬时，同僚大臣都不敢言语，只有王曾质问丁谓，丁谓说：“让寇准居住的人不要再说了。”

此时，王曾是没有话语权的。

真宗病重，刘皇后多执政，太子虽在资善堂听事，但一切都由皇后决定，朝廷内外都为此而担忧。钱惟演(977-1034年)是皇后的亲戚，王曾悄悄地对钱惟演说“：太子年少，不是皇后执政就不能立法。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定;太子安定，也就是安定了刘氏家族。”钱惟演认为王曾说得有理，于是就告诉皇后。

这次进言，是一次极有智慧的进言。

在刘皇后专权、丁谓之辈把持话语权的朝堂，王曾不能像前宰相寇准、李迪一样锋芒外露，否则结局只能是被他们驱出朝堂。

他也不会静默不语，所以徐徐图之是上策。

这次进言，取得了多赢的效果。让刘皇后对王曾刮目相看。

王曾逐步取得了朝政大事上的话语权。

1)真宗驾崩后，王曾奉命入殿起草遗诏：“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代理之意)听断军国大事。”

宰相丁谓让他去掉“权”字。

王曾不允，称“皇帝年幼，太后执掌朝政，这已经是国运不好的表现。称‘权’，还表示后继有人。而且增减诏令有一定的章法，表则之地，难道我们要破坏它吗?”

所以，刘太后只能代理国政。

2)仁宗即位，王曾升任礼部尚书，议论太后上朝的仪式，王曾请求按照东汉旧例，太后坐在仁宗的右边，垂帘奏事。

丁谓却想仁宗只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接见大臣，大事则由太后召见辅臣断定，不是大事就让入内押班雷允恭传奏禁中，决定可由雷允恭下达。只任命雷允恭传达皇帝圣旨，丁谓这是不想同僚大臣参与闻知机密大政。

王曾坚决反对，称“两宫不在一处，但大权归宦官执掌，这是祸害的一种征兆。”

从此以后太后垂帘，辅臣上奏议事都依照王曾的建议。

2)流放丁谓

宋仁宗登帝位，丁谓升任司徒兼侍中，为山陵使。

虽然有王曾的牵制，但丁谓的权力范围仍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丁谓依附、逢迎太后，仍在巩固他的势力。

太后垂帘听政，朝中大臣多有反对，太后只有靠着丁谓的奸邪来实施她听政的权力。

当时二府定夺商议，太后与皇帝每五天亲临一次便殿听政。获得皇帝同意后，而丁谓暗中交给内侍雷允恭，要他秘密请求太后降下手书，军国大事的处理只送上盖印。学士起草皇帝的诏书，雷允恭先拿给丁谓看，丁谓阅毕才送给皇帝盖印发布。

雷允恭倚恃丁谓的势力，横行无所顾忌。

所谓“欲让其毁灭，须让其疯狂”。

丁谓任山陵使，负责真宗陵墓的选址和建造。雷允恭被丁谓提拔为山陵都监，他与判司天监邢中和竟然擅自更换山陵的位置，这一改变后发现山陵下面有石块并且出水。工程被迫停下了，丁谓包庇雷允恭，故意拖着不作处理。

王曾果断出击，独自觐见刘皇后指控丁谓道：”丁谓这是想把真宗埋葬在不祥的地点，对真宗的后嗣不利。”

刘太后听闻大怒，诛杀了雷允恭，将丁谓流放至更为偏远的崖州。丁谓的四个儿子、三个弟弟全部被降职罢官。因丁谓事件犯罪罢官的从参知政事以下达十几人。

抄没丁谓的家，抄得各方贿赂赠送的物品，多的无法统计。

而反观王曾，一生节俭，王曾一位朋友的儿子来拜访，王曾将他留下吃饭，临走时送给他许多卷简纸作为礼物，打开一看，都是其他人来往书信所裁取下来的。

正所谓“无欲则刚”，同为才华横溢的能臣，王曾成为“宋之君子”，一代贤相;而贪婪权势的丁谓却成为北宋“五鬼”之一。

奸邪之人已除，贤能的吕夷简、鲁宗道同升为参知政事，王曾为次相，宰相冯拯代替丁谓出任山陵使。

王曾巧用“山陵事件”，“以恶制恶”流放了丁谓，对于朝廷、大臣来说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但几百年后的王夫之(1619-1692年，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却对他的计谋给予了指责，认为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方法，身为君子的王曾不该仿效。

王夫之称“王曾却不说丁谓举办淫祀、大兴土木、陷害寇准、擅自弄权派遣官员、毒害民众国家、妒忌贤人而与奸人结党的大罪，使丁谓的罪行不能通过正当的刑罚昭示于天下，却用荒诞不实的疑案，杀死不当杀的人，并让丁谓仅受到流放的惩罚，那么谁能说王曾的做法，是君子之道呢?”

确实，丁谓的奸邪害人的罪行，没有昭著于天下，对官吏起不到惩戒的作用。

王夫之认为，王曾利用太后的愤怒，用不是丁谓的罪而让丁谓死在遥远之地，又无形中增长了太后的权势，以至于助成了三代皇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受刘皇后的影响，仁宗的曹皇后、英宗的高皇后垂帘听政)，是王曾的过失。

但英宗生病，导致曹皇后听政;哲宗9岁即位，高皇后听政;这是王曾能预料到的吗?

在我们传统理念中，讲求和谐教化。所以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不提倡“以怨报怨”，“以恶制恶”。

“以怨报怨”、“以恶制恶“容易引起诸多的不良影响，对当事人的名誉和行为多会产生负面作用。就如同王曾，近千年了还因此事被史家非议和诟病。

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王曾还能有更好的方法除掉丁谓及其结党的人吗?

若是一味地姑息纵容奸邪之人，任凭其罪恶扩散，祸害民众国家，这难道不是更不可取吗?

范仲淹对王曾说：“公开选拔任用贤人名士，是宰相的职责。您德高望重，惟缺少这一点。” 因为王曾推荐、提拔和贬斥官吏，都没有人知道，所以范仲淹由此一问。

王曾说：“执政的人，如果将恩德全揽到自己身上，那怨恨归谁呢?”

这句话对范仲淹的影响很大。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舞台上，能够掩盖小的过错以保全大的德操，成就大业， 这才是那个时代的贤人良士。

王曾如此，范仲淹也是如此。

当然，时代和环境不同，个人的历史责任和命运也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如今处于盛世、法制社会的我们，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了不平之事，切不可“以怨报怨”“以恶制恶”，要理智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及他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