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份安逸的生活终使满洲人的风俗从骑射民族的勤俭朴实变为奢华糜废,以至于可用于国事之人越来越少。随着国力日衰,清政府对满洲人的生计问题已然鞭长莫及。
一方面是八旗生计日益艰难,特别是康熙八年(1669年)最终停止圈地后,旗地已无新的来源,加上旗人生齿日繁,而官兵数额都有定限,新增旗丁已无法按原来的规定计口授田。八旗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日趋激烈,旗人又不善经营,因而生计艰难。

另一方面,由于旗人长期脱离生产,出征作战也日益减少,原有的淳朴勇武风气逐渐丧失,而生活上追求奢华、安于游惰的风气却蔓延开来。八旗生计问题的严重化,不仅影响八旗军队的战斗力,也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从康熙中期以后,如何扭转八旗颓废之风,妥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便成为每一位在位皇帝面临的相当头痛的问题。
风气堕落,生计艰难,违法乱纪案件层出不穷。由于长期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旗人好逸恶劳的恶习根深蒂固,他们日就华靡毫无节制,甚至终日居家饮酒唱戏,游荡赌博,每月饷银到手后首先沽买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资用告匮,只好靠预借饷银、典卖旗地直至靠借贷度日,因而生计异常艰难。
由于生计异常艰难,风气堕落,旗人中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发生,就连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迹其中。这种状况,不仅动摇着八旗这一清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扰着整个社会的稳定。
八旗风气堕落,组织涣散,旗人违法乱纪事件不断发生,归根到底,根源仍在八旗生计艰难问题上,因而,整顿旗风势必要回归到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上。为此,清仁宗嘉庆帝(1796年—1820年在位)在禁止赌博,以政令扭转八旗风气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筹划八旗生计。
赈济灾荒
嘉庆对于各地的赈济工作本来就十分重视,对旗人遇灾自然倍加关注。嘉庆十年(1805年),他原打算将五营马兵以若干缺归入满洲、蒙古八旗闲散人等分别批充,只是考虑到挑充五营马兵,与绿营一体当差,恐不免沾染习气,致生流弊而暂时搁置。
后来根据禄康等人的建议,将差马拨出二千,转张家口收放,但嘉庆为了尽可能地多增加一些养育兵额,认为不必存部,仍于满洲、蒙古闲散人员内酌添数额,以资旗人生计。
与此同时,嘉庆也注意解决宗室子弟的生计问题,即增加其职位,以便他们自食其力。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六日曾谕:“我朝家法,宗室人员以学习清语,勤肄骑射为重,即文学科名尚非所亟,是以宗室考试之例,从前乾隆年间即曾钦奉高宗纯皇帝圣谕停止,所以定其趋向,壹其心志,不致荒弃本业也。
近年以来,宗室生齿日繁,朕虑其无进身之阶,屡经加恩于六部、理藩院添设司员十六缺,并准令乡会试,又添增宗学学生六十名。现在宗室登进之途不为不广……”云云。
清理旗地
如整顿东北旗地的做法:一是令旗人私垦地亩自首入官。
嘉庆四年(1799年)十二月,嘉庆“加恩每亩酌中纳租三分,折交钱文,自于旗民生计为便。”同年,嘉庆还令盛京将军清查距各城较远不能放牧的闲荒地,让旗人耕种升科,次年五月,盛京将军清查出马场地近39万亩,令各城旗兵开垦升科,亩征银四分。
嘉庆六年(1801年)九月,嘉庆又通谕各旗查丈土地,预备牛具种子,来年试种,按年起科。对于普遍存在于奉天、吉林、黑龙江各地的民典旗地问题,嘉庆于嘉庆九年(1804年)秋天下令清查。
禁止盘剥
如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八日的上谕称:山东民人在八旗各衙门左近托开店铺,潜身放债,名曰典钱粮,以一月之期取倍蓰之利,每月届兵丁等支领钱粮,该民人即在该衙门首拦去扣算,该兵丁于本月养赡不敷,因而下令严禁。
同年二月十一日的一道上谕指出:“阅今数十年后,法令益觉懈弛,习俗更加敝坏,八旗兵丁不知勤苦上进,钱粮恩赏随得随尽,逞一时之挥霍,而不顾终岁之拮据;快一己之花销,而不顾全家之养赡,致房产交易,生计荡然,风气改移。”
他同时申述世宗谕说:“八旗为本朝根本,凡系生计禁令习俗等事,屡经申降谕旨,从前皇考之时恩赏稠叠,历经多年,而满洲等生计并不见滋植,转益减损者,皆法令懈弛之故也。
今八旗兵丁贫乏,即将仓粮国帑尽行颁赐,朕固不惜,但使随得随尽,曾不浃旬遽即荡然,亦何济之有?并有将愿置房产变易无遗者,若于此辈加以顾惜,不但恶者无所惩,即善者亦无由劝矣。”要求严校阅,教以典礼伦常及照顾其生计。
迁移京旗
发展生产。由于八旗人口不断繁衍,而八旗兵额有限,嘉庆虽千方百计增添一些养育兵,但其数量毕竟有限,毕竟解决不了问题,最根本和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鼓励旗人发展生产,自食其力,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事劳动的寄生生活方式。
而嘉庆囿于成规,对此拒绝考虑。四年春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就称,口外西北,地广田腴,建议八旗闲散户丁情愿耕种者许报官自往耕种,却遭到嘉庆的断然拒绝,嘉庆在一道上谕中指责说:其奏折“首即有亲政维新之语。
试思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由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至口外西北,地广田腴,八旗闲散户丁情愿耕种者许报官自往耕种等语,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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