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为何不敢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呢？

明朝第一位皇帝，明世宗，又叫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后期沉迷于修道，迷信道士所谓的“二龙不相见”之说，一直不见儿子裕王(后来的明穆宗朱载坖)，甚至孙子(后来的明神宗朱翊钧)也不过问，以至于连名字都没有。明神宗的名字“翊钧”两个字竟然是他虚岁五岁时才有的，也就是这个天潢贵胄在虚龄五岁之前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种荒唐之事归根结底在于其皇祖世宗嘉靖皇帝。

一、二龙不相见

明神宗出生的前七天，即八月初十曰，是其皇祖世宗嘉靖皇帝的万寿圣节，这一年嘉靖帝五十七岁，这期间嘉靖帝遣人到朝天宫建醮、祭祀祖陵、接受朝贺、赐晏封赏忙得不亦乐乎，再加上皇孙诞降，本来是双喜临门的好事，但是在《明世宗实录》中除了“癸亥，裕王第三子生”八个字以外，再无他语，嘉靖帝对于皇孙的诞生极其冷漠，毫无反应，既没有祭告祖庙，也没有大宴群臣，甚至连给皇孙的赏赐都没有，这与前几日万寿圣节的热闹场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嘉靖十二年(1533年)，明世宗钦定新生的皇子在满三月时举行剪髪礼，在满百日时取名，“皇子以三月剪髪，百日命名”，由皇帝传谕到礼部进行登记，继而再到宗人府将详细信息登识在皇室的家谱玉牒之上，这样才算是一个正式的皇室成员，但这些对于新生的明神宗来说都是无法企及的，这一切的到来都要等到四年之后。

剪髪礼仪关系不大，但没有名字和上不了家谱，则与野人无异，这对于一般小民百姓来说都是奇耻大辱，更何况出现在堂堂的大明皇室，发生在未来将要统治大明王朝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大明天子身上。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因为世宗嘉靖帝迷信于“二龙不相见”的说法，刻意与子孙辈隔离，导致“凡裕邸喜庆，一切不得上闻”，嘉靖帝身边的人一开始根本不敢将皇孙诞生的消息告诉嘉靖帝。嘉靖帝身边一个最受宠幸的宫女乘着机会将皇孙诞生一事告知嘉靖帝，结果却是“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这些都与嘉靖帝笃信“二龙不相见”的说法有关。

二、嘉靖帝眼中的皇孙与祥瑞

与父子、祖孙等人伦亲情关系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世宗嘉靖帝对于祥瑞的喜好和迷信，“据不完全统计，自从世宗移居西苑至嘉靖四十五年去世，24年之间各级官员进献祥瑞竟达38次之多”。在祥瑞出现后，嘉靖帝往往“大喜”、“命告太庙”、“建谢典”，从中可窥探其欣喜若狂的样子，除了白鹊、白兔、白鹿、白龟、五色龟等动物而外，还有仙桃、仙露、仙丹等祥瑞，真是花样各异，层出不穷，这里可以说“世宗好仙物，世间多祥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明神宗诞生的当月即世宗嘉靖帝生日前四天，“苑田献嘉禾，一茎双穗八十一本、一茎三穗六本、一茎四穗一本，上以示辅臣，遣成国公朱希忠献太庙，廷臣表贺”，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这是有人为了万寿圣节而为嘉靖帝特意准备的样瑞，且几乎每年在嘉靖帝万寿圣节的前一个月或者当月都会准时出现这样的“祥瑞”。

如此自娱自乐的小儿科游戏，嘉靖帝却沉迷其中，自得其乐，不仅兴致勃勃地亲自拿着稻穗给辅臣看，还命人将其送至太庙中贡奉，群臣又免不了上表称贺一番。而对于十数天后的皇孙降生，世宗则没有丝毫反应，中国传统家族关系中有“隔辈亲”、“抱孙不抱子”的习俗，但这一切对于嘉靖帝来说都如同虚幻，对于孙辈的冷漠之情达到令人心寒的程度。

如此来说，那就是在嘉靖帝的眼中“皇孙不如鹊鹿”、“皇孙不如嘉禾”，甚至是“皇孙不如龟卵”，事实也确是如此。在嘉靖帝看来，一个皇孙的诞生岂能和上天所赐的祥瑞相提并论呢?

祥瑞的出现是上天的垂赐，只有有道明君才能得到上天的青睐，自己才能益寿延年，统治才能更加稳固长久。皇孙的出生不仅不能使嘉靖帝有丝毫的喜悦，反而给他带了的是忧惧，因为又一代人的出现，表示着皇位新旧交替的加速，有阳即有阴，有生即有死，这对于梦想着长生不老、万寿无疆的嘉靖帝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忧惧，这个忧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增大，甚至到了“世庙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穆考在潜邸，朝夕危惧”的程度。

由于嘉靖帝极端自私的疑惧和对死亡的极端恐怖而讳言立储，连裕王朱载屋都是“朝夕危惧”、“久居藩邸，以潜时乾惕之励”，皇孙的境遇情况可想而知，这也是导致明神宗万历皇帝幼年无名的最主要原因。

崇祯三年(1630年)完成的《明神宗实录》中，为了帮助皇家掩盖这段不光彩的畸形亲情关系，修纂实录的大臣竟然在神宗实录的开篇冠冕堂皇的写到：“世宗皇帝虽讳建储，然无时不勤贻谋之虑，及上(即神宗朱翊钧)生而后喜可知”，这种拙劣的逢迎拍马简直是睁眼说瞎话，寡廉鲜耻之极，不仅没有起到掩饰作用，反而是欲盖弥彰，徒留百世笑谈而已。

特别是“贻谋”一词是指祖父.对于孙辈的教育与训诲，要是穆宗皇帝与神宗皇帝九泉有知，看到“无时不勤贻谋之虑”、“后喜可知”这些语句后真不知会作何感想，我想他们的感受起码应该不会是“而后喜可知”吧!

三、对明神宗的影响

可以试想，假如嘉靖帝再多活十年，那么明神宗一直到十五岁都不会有名字，明神宗幼年无名一事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对于神宗以后的行为心理有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从人心、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明神宗幼年的这段不光彩的尴尬经历，势必影响到他的人物个性与执政风格。对于年仅五岁的明神宗来说是无法体会没有名字的耻辱以及父亲被人歧视、欺负的耻辱。

可是当他晓事之后，他一定会对此事耿耿于怀，特别是当上九五之尊的皇帝后必然会毫不犹豫的坚定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皇权与富贵，容不得他人有半点觊觎和窥探，如后来疯狂的报复恩师张居正、四处派遣矿监税使敛财等等，都与神宗的这种经历与心理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事实上神宗也做到了这一点，据朝鲜使臣的记载，他直到驾崩前夕都将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祖孙之间的关系感情用“形同陌路、隔如秦越”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要说嘉靖帝对于皇孙不闻不问，毫无交集，也未免过于绝对。明神宗出生后，嘉靖帝身边的宠信太监黄锦也在密切关注此事，但很长时间都没想到好的办法，一天黄锦看到嘉靖帝心情很好，于是就让宫女、中官在嘉靖帝所居住的大殿前以及走廊上都摆满了樽俎。

樽俎是祭祀时才用到的礼器，嘉靖帝看后不禁好奇的问到这是干什么，于是“黄即伏奏：‘皇上有喜。’上曰：(何喜?’黄曰：‘上自思之。’上迟回曰：‘念惟生一孙，差可喜耳。’黄即呼宫女、中官顿首呼万岁。于是，礼官始敢以皇孙闻也。

从“上迟回曰”可以看出，嘉靖帝一开始并没有把皇孙的诞生作为喜事看待，嘉靖帝一开始可能想到的是是不是某地又出现了祥瑞。“差可喜耳”的意思是“勉强可以算作喜事了”，表明嘉靖帝也是勉强认同皇孙的诞生是喜事。如果说嘉靖帝对皇孙朱翊钧在骨肉亲情上还有一丝温暖的话，那么嘉靖帝与黄锦的这段对话可谓是严冬中的一点微弱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