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西汉初年的“三杰”命运迥异:封王的韩信被杀;论功第一的萧何使出浑身解数应对刘邦的猜忌,甚至不惜拿好友韩信当投名状;只有张良没有遭受过来自帝王的政治打击,这是因为他深知“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的道理。

公元前201年,刘邦“伪游云梦擒韩信”后,着手分封功臣。对于张良,他给予了特殊优待:“使自择齐三万户”。这是什么概念?
根据过去千百年形成的认知来看,当时最好的地盘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即秦地比其他地方好一百倍。其次就是齐地,“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执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齐地比其他地方好十倍。
因此,在分封功臣前,大臣田肯就劝说过刘邦:“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富饶险要的齐地,必须要由皇室自己人掌握。
由此可见,刘邦就是让张良在全国第二优越的地方享受三万户的爵邑(即三万户上交的税收归张良),可谓给足了里子和面子。

自古以来,每当王朝更迭时,总能涌现出一大批在各领域呼风唤雨的顶级英杰,他们甘冒风险、九死一生,无非是奔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来。而此时刘邦开给张良的待遇,可谓完全吻合了乱世英豪们的人生理想。
但张良却婉谢了这份殊荣,只是要求把当初他们二人相遇的留地当做自己的封邑,论质论量,都无法与齐地相提并论;
但即使对留侯这一爵位,张良最终也想尽办法推掉。公元前195年,他找到刘邦、请求退休,表示从此“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成了一位看破名利、云游江湖的世外高人。
与张良相反,萧何位居第一批受封功臣的第一位,力压战功显赫的曹参,并且还享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这一“权臣”级别的殊荣。同为汉初三杰,面对功名利禄,张良、萧何的选择为何相差如此巨大?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萧何功臣集团的“自己人”,张良不是。
公元前201年,刘邦分两批次,共封约40人为列侯,自此以后,刘姓封王、功臣封侯,他们共享权力,遂成汉初政坛规则。由于他们大多出自沛县,而且几乎都是平民身份,因此得名“布衣将相”。萧何就属于这一群体。但张良却是一个“异类”——他是战国时韩国王室贵胄后裔。
古往今来,所有存在利益的地方,都会有派系、山头之争,目的不外乎党同伐异、尽量为自己攫取最大权益。而区分圈层的指标,自然是出身、阶层、是否有共同经历等等。鉴于西汉初年的皇室、刘氏诸侯王、开国元老们大多都是乡里乡亲,这些“自己人”毫无疑问牢牢占据了核心权力,他们不允许一个圈子之外的人骑在自己头上。
作为深谙中国人情世故哲学的智者,张良看穿了其中利害关系,故而多次推脱富贵,只有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才能避免让自己成为大多数人的众矢之的。
后来萧何的遭遇更是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是沛县元老之一,但在权力分配这种核心利益面前同样危机四伏。看似波澜不惊的分封,实际上蕴含着刘邦制衡臣下的小九九:
汉随秦制,爵位与军功挂钩;因此众人都认为曹参当位列第一。但刘邦却执意抬高毫无战功的萧何,甚至煞费苦心地把萧何比作猎人、曹参比作猎狗。但他的真实意图,更像是刻意把萧何这种文臣摆在军功集团的对立面,制造矛盾、让两派互为角力,自己从中操控制衡、坐收渔利,还可进一步保证刘氏诸王的地位。
沛县元老们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复杂,假如张良贪恋权位、投身于这场利益博弈,搞不好会被那些老乡们当做“外部矛盾”、首先联手做掉。
第二,对帝王而言,张良的角色更具威胁。
对于刘邦势力而言,萧何像个大管家。就像鄂千秋说的那样,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损兵折将,萧何总能及时“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刘邦粮草匮乏,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
而张良则是“帝师”。客观而言,刘邦虽有帝王风范,但他本人以及身边沛县老人们并不具备运筹帷幄、决胜天下的素质,而出身贵族的张良及时补足了这一短板。在刘邦的创业过程中,张良宛如战略蓝图的设计师、战术层面的总指挥,以一己之力夯实了刘氏王朝的基石:
进入咸阳,他主张秋毫无犯,帮助刘邦收获关中父老之心;危机四伏的鸿门宴上,他见招拆招、长袖善舞,拯救刘邦性命于旦夕;项羽分封时,他收买项伯、为刘邦争取到汉中地;入汉中、烧栈道,成功麻痹楚霸王;力主赏赐功爵,笼络韩信、英布、彭越三大主力干将;言“八不可”,推翻郦食其复立六国的错误主张,避免刘邦陷入战略误区;妙请商山四皓,保刘盈太子之位、安天下人心……
由此可见,虽然萧何、张良都是刘邦的建国功臣,但从工作性质来看,萧何的所作所为有迹可循、跳不出常规职责范围的藩篱;而张良的智慧却远非常人所能揣测,他深谋远虑、极尽巧妙,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往往四两拨千斤、于风淡云轻中扭转局势发展。
可以想象,面对萧、张这两种手下,刘邦更畏惧哪一种?历史记载已经给出了答案:刘邦其人不学无术,向来有“轻慢侮人”的毛病。对于手下的文臣武将,他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大大咧咧;但只有面对张良,他“言必称子房”,以字来表示尊称。
而对一个封建臣子而言,如果君王敬畏自己,往往不是什么好事。伴君如伴虎,面对那些自己无法驾驭的人,帝王们的解决方案往往很简单粗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翻看史书,有几人逃得过功高震主的铁律?
理解了这层利害关系,就会明白张良为何备受厚后世推崇。创业期间,能以一己之力改变局面;守成期间,面对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却能激流勇退、淡泊名利,这样的智者史上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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