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道合一的士人典范与时代脊梁

唐朝中期，一位以孤子之身崛起于乱世，以笔为剑、以道为纲的士人，用一生践行着“文以载道”的理想。他既是古文运动的旗手，又是中唐政坛的风云人物；既是潮州驱鳄的父母官，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文学巨匠。韩愈（768—824）的一生，是一部融合了个人奋斗、文学革新与政治担当的史诗。

一、孤子砺志：科举路上的十年蛰伏

韩愈出生于河南河阳（今孟州）的官宦世家，但三岁丧父、长兄早逝的变故，使他自幼随寡嫂郑氏颠沛流离。这种寄人篱下的经历，反而铸就了他“勤苦刻厉”的品格。他七岁能文，十三岁通六经百家，却因科举制度的弊端，历经七考六落——从贞元二年（786年）首赴长安，到贞元八年（792年）终登进士第，十年间他三次上书宰相自荐无果，甚至写下《马说》痛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世道。

这段困顿岁月，反而成为他思想淬炼的熔炉。他师从独孤及、梁肃，吸收儒家正统思想，逐渐形成“道济天下之溺”的志向。贞元十二年（796年），董晋举荐他为宣武军观察推官，自此开启仕途。

二、宦海沉浮：直言敢谏的士人风骨

韩愈的仕途始终与“直言”二字相伴。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大旱，他目睹京兆尹李实隐瞒灾情、强征赋税，愤然上《论天旱人饥状》，反遭谗害被贬阳山令。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引发举国佞佛之风，他冒死上《论佛骨表》，痛陈“佛不足事”，甚至提出“焚骨断根”的激进主张，触怒宪宗险遭极刑，最终被贬潮州。

但贬谪从未磨灭他的担当。在潮州八个月，他驱鳄鱼、释奴婢、兴水利、办教育，将中原文化播撒岭南。潮州百姓为感念其德，将笔架山改称韩山，鳄溪改称韩江，至今“韩文公祠”仍矗立山巅，见证着士人与民生的深刻联结。

三、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的革新旗帜

韩愈的文学成就，始于对六朝骈文的批判。他提出“文道合一”“气盛言宜”的理论，主张文章应“唯陈言之务去”，以秦汉古文为范本，恢复儒家“道统”。其代表作《师说》以“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破除耻学于师的陋习；《进学解》以“业精于勤，荒于嬉”自勉，更成为千古劝学名篇；《祭十二郎文》以“言有穷而情不可终”的朴素语言，开创了祭文新境界。

他不仅自身践行古文，更提携李翱、皇甫湜、张籍等后学，形成“韩门学派”。苏轼评价其“文起八代之衰”，实至名归。据统计，《韩昌黎集》中独创成语达331个，如“提要钩玄”“含英咀华”等，至今仍活跃于汉语体系。

四、政治智慧：藩镇割据中的平衡艺术

作为政治家，韩愈始终以“尊王攘夷”为纲。元和十二年（817年），他随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建议“派精兵千人雪夜入蔡州”，虽未被采纳，但李愬依计破敌的史实，印证了他的军事眼光。面对成德军王廷凑叛乱，他以宣慰使身份单骑入镇州，面对全副武装的叛军，他以“安禄山、史思明终败亡”的历史警示，成功说服王廷凑解围深州，避免了一场血战。

这种刚柔并济的政治智慧，使其在“崇文抑武”的北宋仍被尊为典范。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其为昌黎伯，从祀孔庙，与孔子、孟子并列，成为士人精神的永恒坐标。

五、精神遗产：跨越千年的士人镜像

韩愈的一生，是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生动诠释。他以孤子之身崛起，以贬谪之身济民，以文人之身革弊，最终成为中华文化中“文道合一”的象征。潮州韩山师范学院、宜春状元楼、孟州韩愈陵园……这些跨越千年的纪念，不仅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追慕，更是对士人担当精神的永恒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