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年间采用什么民族政策

司马炎采用招抚与镇服相结合的方式来对待少数民族，尽管有官员并不认可这一政策。这一举动在客观上顺应民族融合的趋势，也是太康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与具体表现。

太康年间，在民族关系方面，晋武帝采取了招抚与镇服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以招抚为主。《晋书·四夷列传》找：晋武帝即帝位后，对周边少数民族是“抚旧怀新，岁时无怠”，随时招抚各少数民族入居中原。

在晋武帝的这种政策的感召下，塞外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率领本部人马、牛羊入塞定居。如：泰始年间，匈奴大水等二万余落归附西晋，晋武帝将他们安强在河西故宜阳城下。后来，又陆续迁入不少部落，与汉人杂居。

太康年间，匈奴首领都大博和萎莎率幻奴各部“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还有匈奴胡太阿厚牢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头，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晋武）帝并抚纳之”。此外，在成宁和太康年间有奚轲十万以及鲜卑、五溪蛮夷羊柯獠、西北杂虏等族入居内地。晋武帝对来降的少数民族有功首领还予以奖封，如匈奴首领綦毋倪邪伐吴有功，被封为赤沙都尉。

对晋武帝招纳匈奴等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一事，西晋朝廷内颇有异议。一些人认为羌胡狡猾，其心必异，让他们入居内地，对晋朝不利。因此，建议把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迁出中原。时西河侍御史郭钦上疏晋武帝，提出“徙戎”主张，他说应该把戎狄迁徙到西、北边境以外地区，被晋武帝拒绝。

在晋武帝的招抚民族政策下，原来西晋北方广大土地上，处处有匈奴、鲜卑、羌胡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现象，《晋书·匈奴传》记载当时情况是：“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广阔塞垣，更招种落，纳萎莎之后附，开育鞠之新降，接帐连话，充郊掩甸。”“关中之人，百余万口，而戎狄居半。”这些内迁少数民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一道生产，共同生活，友好往来，互相学习影响，加速了民族融合过程，这就为“太康之治”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客观社会环境。

晋武帝招抚少数民族入居内地，拒绝徙戎，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应予肯定，这既是“太康之治”所以能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太康之治”的具体表现。

晋武帝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下，使得晋朝出现了盛世景象，但是晋武帝统治时期沿用了汉朝的分封制度，大大的削弱了中央集权，为之后的“八王之乱”埋下了隐患。同时晋武帝晚年的时候生活奢侈腐化，公开卖官，宫中姬妾近万人，上行下效，各级官吏不理政事，斗富成风，奢侈之风盛行，使得西晋王朝迅速的灭亡。

“八王之乱”，这场战乱长达16年，加上天灾不断，瘟疫流行，广大劳动人民又开始大批死亡或流离失所，太康之治的盛世景象很快就结束了。历史上将太康之治结束年份定为太康年号终结的这一年公元2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