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音乐最初是被谁引入中国的

张骞从“丝绸之路”上带回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礼物，是一首佛教乐曲。

提到印度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人们便会想到慧皎那屡被引用的论述：“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佛乐的传入中土，竟要比中国人将佛教请入中国的时间还早!

《晋书乐志》中说，“张博望(张骞封博望侯)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张骞凿空，出使西域，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从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第二次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此时佛教尚未正始传入中国。

当时汉政府的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这首“胡曲”所创作的“二十八解”武乐——中国汉代最早的军乐——是什么样子，我们已不可能知道了，但张骞带回的这首乐曲，却似乎是一首佛乐。

兜勒，应该是人名。吴支谦译《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品，讲兜勒如何从迷信外教而经释迦牟尼点化皈依佛教的故事。“摩诃”在梵文中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改变信仰，终于变成“摩诃兜勒”(伟大的兜勒)，似是这首音乐的主题。这首佛曲大约可以被视为有史可依的传入中国的第一首佛曲。这首被汉武帝用作军乐的“二十八解”佛曲，直到后汉时还用来给边将扬威，“万人将军”方可使用。

但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只能找到《黄鹄》等十曲了。而到了刘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已只能慨叹“其辞俱亡”了。《乐府诗集》第二十一卷“横吹曲辞”引“解题”说：“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以来，唯传十曲：一日《黄鹄》，二日《陇头》……”

“摩诃”在梵文里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有人怀疑是蒙古语中的“道”（daguu）,即“歌”“曲”的意思，如蒙语中的“乌日图道”“潮林道”。依此说，“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大曲”。周菁保更怀疑兜勒即吐火罗(Tukhara兜佉勒)，认为“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吐火罗地方流传的一种乐曲”。

“兜勒”的另一个解释是人名。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第十三》一品，讲佛陀在王舍国于梨山中时，有“七头鬼将军与鵙摩越鬼将军”约定在自己管理的地方如果发现珍宝“当相告语”。当鵙摩越鬼将军告诉七头鬼将军他所管理的地方“生一莲花千叶，其茎大如车轮，皆黄金色”的时候，七头鬼将军说他那里也有珍宝，是“如来正觉”，即佛的教诲，可以“使世人民得安雄生无上法乐。”于是他们各带500鬼面见佛陀礼请开示，遂引出在佛陀开示的过程中一个叫兜勒的“梵志”（即外道）心生疑惑，后经佛陀化身点化，最终信服，“比丘悉欢喜”的故事。

当然，张骞带回的那一首《摩诃兜勒》尚须继续研究，但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佛教音乐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音乐，并为中国音乐的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却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