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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汉朝为什么要这样折腾

时间:2020-04-29 16:40:52来源:历史资料作者:Peter

历代王朝定都何处,需要考虑统治基础、战略态势等多重因素,两汉的定都就是鲜明的对比,并且对日后很有启发。

总的来说,在南宋之前,定都关中较有利于秦制强化,定都关东则有利于秦制松动,这一点,大司马在《宿命三国》中也曾详论,可以将本文与相关章节对照阅读。

《三国演义》写到董卓迁都长安时,借李儒之口说出:“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

”《后汉书》也记载了董卓的原话:“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洛阳,于今亦十世矣。”这形象描述了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的格局。

关中与秦制的渊源

刘邦称帝以后,一度打算定都洛阳,其中有着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汉初人普遍认为,周朝的首都一直都是洛邑,而司马迁经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周武王营建洛邑之后,又返回丰镐,后来周平王东迁才定都洛邑。目前的中学教科书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越来越支持汉初人的观点,即周朝实行多都邑制(三周五邑),洛邑地位最为重要,是周朝真正的首都。娄敬看出了刘邦的小心思,明知故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

在得到刘邦肯定的回答后,他敏锐地指出汉取天下与周取天下大不同。在这里插一句嘴,古人的言论要辩证地看待。古人并不傻,能够看出问题所在,只是缺少合适的概念和理论来表达,有些时候则是用文法掩盖真实想法。所以在政治辩论中,往往诉诸于道德和天命,需要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其真正含义。娄敬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周以德服人,汉以力服人的话。意思是人家周朝有祖宗十几代人的积累,用宗法制分封制拱卫王室,所以定都洛邑,在德不在险,您行吗?然后话头一转: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

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这就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西汉的统一与后世王朝不同,是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时,关东诸侯联合颠覆秦朝的结果。那些异姓诸侯王名义上是刘邦的臣子,其实不过是战国秩序的余声。刘邦分封他们,不过是虚与委蛇,早晚是要兵戎相见的。

刘邦又问群臣的意见,群臣都是关东人,说周绵延八百,秦二世而亡,不如定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背大河面伊洛,足以固守。刘邦一时无法决断。还是张良一锤定音: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一向秉承实用主义的刘邦,毫不犹豫地定都关中,其实也是毫不犹豫地拥抱秦制。当时,由秦制主导的自耕农社会刚刚兴起,耕战体系组织起来的关中地区,对松散的关东地区形成了巨大的优势。西汉从一开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奉周朝为正统,实际上继承秦朝的遗产。之所以从汉武帝才开始折腾,只是因为汉初国力凋敝,没有折腾的资本罢了。

西汉长安城另一个刘邦能顺利迁都的原因,则是群臣在感情上虽眷恋故土,但在关东并没有不可动摇的政治经济利益。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刘邦。

王莽和刘玄的选择

定都洛阳,并不是刘秀的创举,王莽和刘玄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耕战体系是以土地利益作为交换,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所以土地兼并原本就是这种体系释放出来的恶魔,并最终反噬自身,皇帝们要是真反兼并,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土地兼并不可遏制,随着时代的发展,朝廷和豪强的实力此消彼长,关东凭借传统的经济文化优势后来居上。王莽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要托古改制,以周制代秦制。他下诏以洛阳为东都,为了顺利实施计划,他使出了拿手好戏——符命,声称得到了一块玄龙石,上面写着“定帝德、国雒阳”;天凤元年起,派遣大司空王邑等,在旧洛阳城的基础上,勘测风水,再次进行扩建。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驾临洛阳,天下大乱已起,但洛阳作为军事中心的作用仍然凸显。大司徒王寻拥兵十万坐镇洛阳,防范山东的赤眉军,进攻南阳的更始军。

新莽经营洛阳昆阳之战后,更始定国上公王匡攻克新莽太师王匡驻守的洛阳,随后刘玄决定定都于此。原因其实与刘邦相似,一是长安损毁严重,二是其部下的绿林和南阳诸人都是关东人。但刘玄最终被迫迁都长安。更始政权没有战略大后方,洛阳是四战之地,而刘玄也没能处理好与赤眉军的关系,导致双方决裂。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赤眉军,刘玄自知无力招架,在丞相司直李松的建议下,准备迁都长安。

群臣自然又是反对,这时长史郑兴站出来说: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郑兴的观点并无新意,是效娄敬之故智,然而在急迫的生存问题面前,一切其它问题都要往后靠。刘玄下定决心迁往长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此时天下形势不比汉初,绿林诸将无牵无挂,到了长安无非是换个地方做官。但南阳豪强有地有房有人脉,他们是不愿意抛家舍业,跟着刘玄去长安的,这更加剧了两者的离心离德。更要紧的是,更始政权对关东控制薄弱,难以获得豪族们的支持,既无力抵御铺天盖地的赤眉军,也无法压制依靠河北崛起的刘秀。

刘秀定都水到渠成

刘秀和洛阳的第一次缘分,是刘玄定都洛阳之前,派刘秀以代理司隶校尉的身份先赴洛阳,整修宫室。刘秀设置官属,发布公文,一切恢复汉朝旧制。刘玄移驾时,百姓们在洛阳城中夹道欢迎,这不仅是一场入城式,更是一场时装发布会。不拘小节的绿林好汉们,衣冠不整,甚至穿着女人的衣服招摇过市,这种农村非主流的风格,把大伙都看呆了,没见过世面的甚至吓得调头就跑。

再看司隶校尉刘秀的部下,文玄武绯,整齐划一,心里舒服多了。怀旧的老人们不禁潸然泪下:“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虽然不能以貌取人,但是仪容仪表却最能直观地表现出人的精神状态,谁优谁劣一目了然。刘秀在洛阳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而在刘秀平定河北,并将其作为战略大后方以后,洛阳背靠河北,从四战之地变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支点。

具体来讲,河内是刘秀的后勤基地。邓禹举荐寇恂时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河内,即今天的河南省济源、焦作一带,与洛阳隔河相望,有转运之便,就更没有定都关中的道理。建武元年七月,刘秀携吴汉、王梁、万修、贾复、刘植、坚镡、冯异、朱祜、岑彭、祭遵、王霸的超强阵容,大军渡河围攻洛阳。坚镡一度攻入城中,但洛阳守将朱鲔防守严密,刘秀派岑彭说降朱鲔,洛阳得以和平交接。而此时的长安城,经过连番动乱,早已化作一堆瓦砾。

这些还都是表面或次要的原因。比如刘邦的时代,咸阳烧了可以再建长安,只是一个附加条件而已。若刘秀因为军事战略的原因,不得不选择洛阳,那么天下平定以后,大可以再迁都长安嘛。什么才是东汉定都洛阳的真正原因呢?《后汉书》语焉不详,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线索在《文苑列传》收录的杜笃所写《论都赋》中。杜笃的本意是劝刘秀定都长安,事实上起到了反作用。建武十八年,刘秀巡幸长安,修整宫室祭祀陵园。第二年,刘秀再次西巡,恢复函谷关都尉,观察关中地理形势。此举隐隐然有迁都之意,“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

刘秀依靠关东豪族起家,如果迁都长安,似有压制他们的意图,只有定都洛阳,才能最大限度满足他们政治经济利益。巧合地是,我们打开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洛阳正好处于河北、颍川、南阳的结合部。这正好是三大功臣集团的发源地,定都于此,居中控制和协调各方势力。因此,东汉定都洛阳完全是水到渠成,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刘秀最终定都洛阳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不仅是两座城市的选择,更是两种政治格局的选择。即西汉实行关中本位,东汉实行关东本位。关东本位对东汉历史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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