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汉朝为什么要这样折腾

历代王朝定都何处，需要考虑统治基础、战略态势等多重因素，两汉的定都就是鲜明的对比，并且对日后很有启发。

总的来说，在南宋之前，定都关中较有利于秦制强化，定都关东则有利于秦制松动，这一点，大司马在《宿命三国》中也曾详论，可以将本文与相关章节对照阅读。

《三国演义》写到董卓迁都长安时，借李儒之口说出：“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

”《后汉书》也记载了董卓的原话：“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洛阳，于今亦十世矣。”这形象描述了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的格局。

关中与秦制的渊源

刘邦称帝以后，一度打算定都洛阳，其中有着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汉初人普遍认为，周朝的首都一直都是洛邑，而司马迁经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周武王营建洛邑之后，又返回丰镐，后来周平王东迁才定都洛邑。目前的中学教科书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越来越支持汉初人的观点，即周朝实行多都邑制（三周五邑），洛邑地位最为重要，是周朝真正的首都。娄敬看出了刘邦的小心思，明知故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

在得到刘邦肯定的回答后，他敏锐地指出汉取天下与周取天下大不同。在这里插一句嘴，古人的言论要辩证地看待。古人并不傻，能够看出问题所在，只是缺少合适的概念和理论来表达，有些时候则是用文法掩盖真实想法。所以在政治辩论中，往往诉诸于道德和天命，需要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其真正含义。娄敬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周以德服人，汉以力服人的话。意思是人家周朝有祖宗十几代人的积累，用宗法制分封制拱卫王室，所以定都洛邑，在德不在险，您行吗？然后话头一转：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

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这就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西汉的统一与后世王朝不同，是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时，关东诸侯联合颠覆秦朝的结果。那些异姓诸侯王名义上是刘邦的臣子，其实不过是战国秩序的余声。刘邦分封他们，不过是虚与委蛇，早晚是要兵戎相见的。

刘邦又问群臣的意见，群臣都是关东人，说周绵延八百，秦二世而亡，不如定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背大河面伊洛，足以固守。刘邦一时无法决断。还是张良一锤定音：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一向秉承实用主义的刘邦，毫不犹豫地定都关中，其实也是毫不犹豫地拥抱秦制。当时，由秦制主导的自耕农社会刚刚兴起，耕战体系组织起来的关中地区，对松散的关东地区形成了巨大的优势。西汉从一开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奉周朝为正统，实际上继承秦朝的遗产。之所以从汉武帝才开始折腾，只是因为汉初国力凋敝，没有折腾的资本罢了。

西汉长安城另一个刘邦能顺利迁都的原因，则是群臣在感情上虽眷恋故土，但在关东并没有不可动摇的政治经济利益。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刘邦。

王莽和刘玄的选择

定都洛阳，并不是刘秀的创举，王莽和刘玄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耕战体系是以土地利益作为交换，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所以土地兼并原本就是这种体系释放出来的恶魔，并最终反噬自身，皇帝们要是真反兼并，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土地兼并不可遏制，随着时代的发展，朝廷和豪强的实力此消彼长，关东凭借传统的经济文化优势后来居上。王莽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要托古改制，以周制代秦制。他下诏以洛阳为东都，为了顺利实施计划，他使出了拿手好戏——符命，声称得到了一块玄龙石，上面写着“定帝德、国雒阳”；天凤元年起，派遣大司空王邑等，在旧洛阳城的基础上，勘测风水，再次进行扩建。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驾临洛阳，天下大乱已起，但洛阳作为军事中心的作用仍然凸显。大司徒王寻拥兵十万坐镇洛阳，防范山东的赤眉军，进攻南阳的更始军。

新莽经营洛阳昆阳之战后，更始定国上公王匡攻克新莽太师王匡驻守的洛阳，随后刘玄决定定都于此。原因其实与刘邦相似，一是长安损毁严重，二是其部下的绿林和南阳诸人都是关东人。但刘玄最终被迫迁都长安。更始政权没有战略大后方，洛阳是四战之地，而刘玄也没能处理好与赤眉军的关系，导致双方决裂。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赤眉军，刘玄自知无力招架，在丞相司直李松的建议下，准备迁都长安。

群臣自然又是反对，这时长史郑兴站出来说：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郑兴的观点并无新意，是效娄敬之故智，然而在急迫的生存问题面前，一切其它问题都要往后靠。刘玄下定决心迁往长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此时天下形势不比汉初，绿林诸将无牵无挂，到了长安无非是换个地方做官。但南阳豪强有地有房有人脉，他们是不愿意抛家舍业，跟着刘玄去长安的，这更加剧了两者的离心离德。更要紧的是，更始政权对关东控制薄弱，难以获得豪族们的支持，既无力抵御铺天盖地的赤眉军，也无法压制依靠河北崛起的刘秀。

刘秀定都水到渠成

刘秀和洛阳的第一次缘分，是刘玄定都洛阳之前，派刘秀以代理司隶校尉的身份先赴洛阳，整修宫室。刘秀设置官属，发布公文，一切恢复汉朝旧制。刘玄移驾时，百姓们在洛阳城中夹道欢迎，这不仅是一场入城式，更是一场时装发布会。不拘小节的绿林好汉们，衣冠不整，甚至穿着女人的衣服招摇过市，这种农村非主流的风格，把大伙都看呆了，没见过世面的甚至吓得调头就跑。

再看司隶校尉刘秀的部下，文玄武绯，整齐划一，心里舒服多了。怀旧的老人们不禁潸然泪下：“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虽然不能以貌取人，但是仪容仪表却最能直观地表现出人的精神状态，谁优谁劣一目了然。刘秀在洛阳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而在刘秀平定河北，并将其作为战略大后方以后，洛阳背靠河北，从四战之地变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支点。

具体来讲，河内是刘秀的后勤基地。邓禹举荐寇恂时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河内，即今天的河南省济源、焦作一带，与洛阳隔河相望，有转运之便，就更没有定都关中的道理。建武元年七月，刘秀携吴汉、王梁、万修、贾复、刘植、坚镡、冯异、朱祜、岑彭、祭遵、王霸的超强阵容，大军渡河围攻洛阳。坚镡一度攻入城中，但洛阳守将朱鲔防守严密，刘秀派岑彭说降朱鲔，洛阳得以和平交接。而此时的长安城，经过连番动乱，早已化作一堆瓦砾。

这些还都是表面或次要的原因。比如刘邦的时代，咸阳烧了可以再建长安，只是一个附加条件而已。若刘秀因为军事战略的原因，不得不选择洛阳，那么天下平定以后，大可以再迁都长安嘛。什么才是东汉定都洛阳的真正原因呢？《后汉书》语焉不详，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线索在《文苑列传》收录的杜笃所写《论都赋》中。杜笃的本意是劝刘秀定都长安，事实上起到了反作用。建武十八年，刘秀巡幸长安，修整宫室祭祀陵园。第二年，刘秀再次西巡，恢复函谷关都尉，观察关中地理形势。此举隐隐然有迁都之意，“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

刘秀依靠关东豪族起家，如果迁都长安，似有压制他们的意图，只有定都洛阳，才能最大限度满足他们政治经济利益。巧合地是，我们打开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洛阳正好处于河北、颍川、南阳的结合部。这正好是三大功臣集团的发源地，定都于此，居中控制和协调各方势力。因此，东汉定都洛阳完全是水到渠成，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刘秀最终定都洛阳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不仅是两座城市的选择，更是两种政治格局的选择。即西汉实行关中本位，东汉实行关东本位。关东本位对东汉历史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