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国：汉文化主导下的多民族融合之邦

高昌国（460年—640年）是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的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地方政权，其民族构成与文化特征深刻反映了古代西域多元文明交融的历史进程。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高昌国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节点，更成为汉文化与西域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试验场。

一、汉人主体：从屯戍军民到政权建立者

高昌国的汉人群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西汉宣帝时期派往车师前部屯田的军民及其后代，他们“且耕且守”，在吐鲁番盆地形成了稳定的农业聚落；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乱从河西走廊迁徙而来的内地移民，如北魏灭北凉后，大批河西汉人西迁至高昌。这些移民在柔然、高车、突厥等北方强族的夹缝中，通过建立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四个汉人政权，最终在公元502年确立了麴氏高昌的长期统治。

麴氏高昌政权全面承袭中原制度：官制仿照汉晋，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法律沿用《唐律》框架；教育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甚至出现“用胡语读汉文经籍”的特殊现象。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巩固了汉人主导地位，更使高昌成为西域汉文化的堡垒。

二、多民族共存：从军事依附到文化融合

尽管汉人占据主体，高昌国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辐射之下。柔然、高车、突厥、铁勒等族通过军事干预、人口迁徙等方式深刻影响着高昌的社会结构。例如：

突厥化进程：北朝至隋唐时期，高昌汉人因长期与突厥、铁勒通婚，逐渐采用胡服、胡俗，甚至出现“子弟在学校中用胡语读汉文经籍”的文化混生现象。这种融合在麴氏高昌后期达到高潮，为后世维吾尔族的形成埋下伏笔。

昭武九姓的迁入：粟特商人的涌入带来了中亚文化元素，曹、何、史、康等姓氏在高昌名籍中频繁出现，其商业网络与汉人农业社会形成互补。

军事同盟的代价：为对抗西突厥，麴文泰曾与焉耆结盟，却因引唐军入疆导致亡国，这一事件暴露了多民族政权在地缘博弈中的脆弱性。

三、文化认同：佛教凝聚下的共同体意识

佛教在高昌国的普及成为超越民族界限的精神纽带。麴氏高昌时期，佛教寺院遍布内外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中既有汉传佛教的菩萨像，也融合了摩尼教、祆教元素，甚至出现藏式佛塔与蒙古供养人形象。这种多元宗教艺术的共存，印证了高昌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包容性。

玄奘西行途经高昌时，麴文泰与其结为兄弟并资助取经，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汉人政权对佛教的推崇，更成为高昌文化认同的象征。尽管麴文泰后期因联突厥抗唐而背弃盟约，但玄奘归国时发现高昌已亡的记载，仍折射出汉文化精英对高昌的特殊情感。

四、历史回响：民族融合的延续与重构

高昌国的灭亡并未终结其民族融合进程。唐朝设立西州后，大量汉人官吏、商贾、屯戍军民继续涌入吐鲁番盆地，与残留的突厥化汉人、粟特人共同构成新的社会基础。安史之乱后，回鹘人占据高昌，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其统治阶层虽以回鹘为主，但普通民众中仍保留着大量汉人后裔。

13世纪蒙古帝国征服后，高昌回鹘与畏兀儿部族融合，最终形成现代维吾尔族。这一过程中，高昌汉人的基因、语言、习俗逐渐被同化，但其通过佛教艺术、文书制度、农业技术等留下的文化印记，至今仍可在吐鲁番的千年佛寺、坎儿井系统、多语种文书中寻得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