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镇：北宋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以直言敢谏闻名

范镇(1007年—1088年)，字景仁，华阳人。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举进士第一。仁宗时，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生平不信佛事。尝请立太子，面陈恳切，至泣下。前后上章十九次，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后为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在政治上，范镇支持司马光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劾青苗法扰民，直言变法是残民之术，后职官致仕。宋哲宗即位，起为端明殿学士，固辞不拜。累封蜀郡公。镇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晚使辽，辽人目为长啸公。宋哲宗元祐二年(1088年)卒，年八十一岁。谥忠文，赠右金紫光禄大夫。

　　范镇著有文集及《东斋记事》，凡百馀卷，《宋史本传》及《四库总目》传于世。同乡好友苏轼在《范景仁墓志铭》一文说：“其文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中国史学界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范冲，均为著名史学家。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范镇十八岁之年，即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偶遇成都知府薛奎，接谈之间，赏识其才，惊谓“此乃庙堂之人也!”遂聘至官舍为子弟讲学授课。范镇却不因此就稍有傲气，他坚持独自步行进出，既不乘车坐轿，亦不许迎送，如此一年有余，守门人尚不知他乃府台上宾。后来薛奎还朝，随带范镇入京，欣然向人夸示在蜀中“得一伟人”，并预言范镇“将以文学名世”。果然范镇赋诗论文，迅即蜚声京华。被评为像司马相如、陈子昂那样;一出剑门即表仪一代，领袖百家的人物。时京都有宋庠、宋祁兄弟，皆以文扬名，至观范镇文章，甚觉钦慕，自叹弗如，并与之定为布衣之交。

　　为人处事

　　不久范镇举进士、礼部奏为头名，因为他不愿意在唱名时首先站出来，欢欣雀跃，陈述自己乃状元，有煞“风景”，仅授新安主簿.继升东监直讲。数年之后，为宰相庞籍荐升直秘阁、开封府推官等职，旋升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胸襟开阔，洞察力极强，在政坛上一贯有高处着眼，大处着力的作风。时有奏章上疏论政，主张官吏，军权酌取其“中”，反对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和质量赢劣的庞大军队;兵、民、财三个系统亟须通气协调，不要互不相知，各行其是;特别要赏民、养民以增强国力，方能有效抵御外侮。不然“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等等，敢于直言不讳，而又深切当时现实。

　　直言不讳

　　仁宗皇帝赵祯在位多年无嗣，嘉祐二年(1057)突然发病，群臣惊虑，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希望赵家及早选定二位储君，以安人心，而赵桢总想自己能有一个亲生儿子来消受这万里河山，故不愿过继太子。民间有《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相传;拥立之事，牵涉到政治集团的宗派斗争，但失败，身败名裂，故群臣又都“莫敢先言”。惟范镇下决心，纵然掉脑袋也应“死于职”，不愿死在来争夺皇位乱军之中。他三次面见仁宗陈述争论，十九次上奏本章。力述立嗣理、由“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仁宗因此怒恼，范镇知谏院职，改集贤院修撰。后来他累申前议;文得韩琦等共同努力，帝始定赵曙继嗣。至邵位，英宗欲拜范稹为幸梢，但他又反对追尊赵曙生父为“皇考”，遂迁翰林侍读学士，次年出知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

　　贷粮救灾

　　时值陈州饥荒，饿殍遍野，他上任三天毅然下令贷钱三万余贯、贷粮三万余担救济灾民。范镇此举事先未经朝廷获准，以致监司急迫追查，他只得上书自劾辞官;帝下诏恕其过。殊知是年陈州丰收，官府所发钱粮如数收回。熙宁元年(1068)神宗赵顼继位，范镇迁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读、旋知通进银台司相当于门下省。

　　反抗变法

　　次年，王安石正进行变法改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范镇便以户部侍郎的官职致仕退休。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后苏轼获罪，投入御史台狱，官府急于向他索要与范镇的来往书信文章，范镇还是上书辩论救助苏轼。久而久之，范镇被迁移到许州居住。

　　走访山水

　　范镇居成都期间，曾东下长江，出三峡，游荆湘，直至京城汴梁，遍访名山大川，作诗三百多首，佳作不乏。如《游昭觉寺》。　“炎蒸无处避，此地忽知寒。松砌行无际，石房禅自安。鸳鸯秋沼涨，蝙蝠晚庭宽。登眺见甲舍，衡茅半不完。”作者以热冷对比，远近相衬，勾勒出成都昭觉寺一幅清和图景。万松散凉，石屋人静，似有阵阵仙风飘送人间，不胜悠然。沈德潜《唐诗别裁》评谓“语谈而味终不薄”。如《仲远龙图见邀学射之游先寄五十六言》：“几年魂梦寄西州，春晚归逢学射游。千里香风尘不动，半山晴日风雨收。指伪武弁呈飞骑，次第红妆数胜筹。夹道绮罗瞻望处，管弦旌帜旆拥邀头。”“仲远”是蔡延庆的字，时知成都府。“学射”即学射山(今成都市磨盘山)。可以想见当年学射山骑射比富场景，人涌曲扬，盛况空前，写得来情景交辉，格调雍容。

　　与司马光

　　司马光同礼部尚书张存三女结婚。婚后，司马光常常不进卧室休息，独身在书房里过夜，且头枕木枕。一日，司马光的好友范镇来访，夫人便将自己独守空房之事讲了出来。司马光当着好友的面只好讲出实情。他说：“食君之禄，为君之臣，理应为国效忠，为民尽力。我怕自己只图享受，忘了国家的忧患;只图当官，忘了百姓的疾苦。便让木匠用圆木给我做了枕头，每当它一滚动，我就会从梦中惊醒。然后静坐书案前，想想当天哪些事情没有办好，以便第二天补救。我觉得，只有时时刻刻挂民在心，战战兢兢当官，才能不负朝廷。”夫人张儒秀听了十分感动，说：“既然君实为此忧国忧民，就是守一辈子空房，我也心甘情愿!”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司马光“头悬警枕，忧国忧民”的故事。

　　范镇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而且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后来，司马光为范镇作传;司马光死后，范镇为司马光作墓志铭。史书记载范镇清白坦荡，待人以诚，恭俭慎默，从不褒贬评论他人。遇到重大问题时镇静从容，态度柔和而语气庄严，即使在皇帝面前也能坚持己见。《东斋记事》共六卷，《宋史·艺文志》记作十二卷，马端临《文献通考》记作十卷，但上达两个本子早已失传。今天我们看到的本子是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时采辑《永乐大典》中所收条目，分类编辑，共为五卷，再加上江少虞《事实类苑》、曾忄造《类说》中的有关条目，总计有六卷。中华书局1980年9月出有汝沛点校的《东斋记事》五卷及附录。

　　范镇与司马光都奏请皇帝颁布乐律度尺的法令，又与司马光反复讨论诘难，书信往返数万言。他们从前在秘阁任职时，只是在议论乐律方面见解不同时，就用下棋来决胜负。司马光(字君实)没有取胜。过了二十年，司马光在西京洛阳。范镇去看他，别的书都不带，只带从前讨论过的八篇乐论。他们争论的问题好几天都没有解决，又以投壶来决胜负。这次范镇没有取胜。司马光高兴地说：“大乐(即太乐，掌使乐人之官)还魂了!他们二位讨论乐律为什么以下棋、投壶这类游戏作为结束呢?这是为了平息自以为是的傲气。这种傲气很难平息，只有虚心才能看清道理。如果争论激烈，用词尖锐，则宜暂时停止，稍待双方心平气和下来，这样是非就会自己明白。所以，人们只知道用言语来进行的辩论，而不知道不用言语的辩论才是最好的辩论。如果有人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以为它是攻不破的，那么有智慧的人代代都会出现，就留待后人去评说罢。

　　晚年生活

　　元丰八年(1085)哲宗赵熙即位，废新法，起用旧臣，拜范镇端明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而且朝廷打算以他为门下侍郎，他已年近八十，加以从孙范祖禹劝阻，未就职，遂改提举崇福宫以银青光禄大夫再次致仕，赠蜀郡公。范镇尚通晓音律，曾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受诏与刘几行考定大乐。范镇以为“定乐当先正律”，访考采用多种必要工具，制作律尺，龠名、升斗、豆区、躏斛，正待访求真黍尺，最后定准黄钟。不料刘几却袭用仁宗时李照改定的音准，再加用四清声，就前去抢功报喜。第二年铸成全套黄钟。哲宗君臣们举行盛大的观听典礼。范镇不悦，曾向人申言此乐为刘几所为。大乐合成三日，即元祐二年(1087)十二月，范镇忽然病故，享年八十一岁。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