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选立与废黜刘贺：权力博弈下的帝王更迭

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驾崩，年仅21岁的皇帝无嗣，大汉王朝的皇位继承陷入危机。权臣霍光在宗室中选中昌邑王刘贺为帝，却在27天后以“荒淫无度”为由将其废黜。这场戏剧性的权力更迭，既是宗法制度与现实政治的碰撞，也是霍光巩固权力的必然选择。

一、选立刘贺：宗法困境下的现实妥协

（一）宗法制度的刚性约束

汉昭帝去世时，武帝六子中仅广陵王刘胥在世。按宗法制“兄终弟及”原则，刘胥本为首选。但刘胥因“力能扛鼎，空手搏熊彘”被武帝视为“非材”，且其母李姬与霍光有杀兄之仇（刘胥之兄刘旦因谋诛霍光被杀）。若立刘胥，霍光家族恐遭清算，这一政治风险使霍光必须排除刘胥。

（二）宗室子侄的全面排查

在排除刘胥后，霍光面临三重选择困境：

燕王一脉：刘旦因谋反被杀，其子孙断不可用；

广陵王一脉：刘胥之子继位将导致“生父在世为诸侯”的礼法乱象；

昌邑王一脉：刘贺之父刘髆早逝，昌邑国在“巫蛊之祸”后势力凋零，其母李夫人被追封为孝武皇后，使刘贺在宗法上沾有“嫡出”光彩。

（三）刘贺的“完美人设”

刘贺的选立符合多重政治需求：

年龄优势：时年17岁，易于控制；

根基薄弱：昌邑国朝中无党羽，母系外戚严氏势力微弱；

礼法合规：作为武帝嫡孙，过继昭帝符合“大宗无嗣，择支贤者”的礼制。

霍光甚至通过追封李夫人为孝武皇后，强化刘贺的合法性。这种操作既顺应武帝遗愿，又为选立刘贺提供法理依据。

二、废黜刘贺：权力失控的必然结果

（一）刘贺的“夺权三板斧”

即位后，刘贺迅速展开权力争夺：

人事渗透：从昌邑国调遣旧臣200余人入京，封侯拜相；

经济独立：擅自使用皇室库藏，赏赐随从；

礼仪僭越：在昭帝丧期演奏乐器，与宫人淫乱。

据《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载，刘贺在27天内发出1127道诏令，平均每日41.7道，这种高强度行政指令暴露其急于掌控朝政的野心。

（二）霍光的“废帝三步骤”

面对刘贺的挑战，霍光采取精密的政治操作：

舆论造势：联合田延年等大臣，散布“昌邑王过恶千余条”的言论；

太后背书：说服上官太后（霍光外孙女）下诏废黜；

武力威慑：在未央宫部署北军，确保废立过程零阻力。

废黜诏书中列举的罪状包括“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等，但核心指控实为“欲危社稷”。这种指控直指刘贺的政治威胁，而非道德缺陷。

（三）深层矛盾：权力结构的不可调和

刘贺的失败源于对霍光权力基础的误判：

军事控制：霍光通过掌控北军，确保对长安的绝对控制；

外戚网络：其女为上官皇后，形成“太后-霍光-外戚”的权力铁三角；

官僚体系：霍光执政期间提拔的杜延年、杨敞等官员构成忠诚派系。

刘贺试图以昌邑旧臣替代霍光体系，无异于动摇整个权力结构的根基。这种结构性冲突，使废黜成为必然。

三、历史回响：权力游戏的双重启示

（一）宗法制度的弹性空间

刘贺案显示，宗法制在现实政治中具有高度弹性。霍光通过追封李夫人、强调刘贺嫡孙身份，成功将礼法转化为政治工具。这种操作模式为后世权臣树立典范，如王莽在立孺子婴时的类似操作。

（二）权臣政治的生存法则

霍光的成功与失败揭示权臣生存的两大铁律：

选择弱势君主：刘贺的年轻无根基成为致命弱点；

控制继承权：霍光在废黜刘贺后，选择流落民间的戾太子孙刘病已（汉宣帝），因其“师受《诗》《论语》，操行节俭”更易控制。

（三）帝王教育的现实困境

刘贺的悲剧暴露封建帝王教育的致命缺陷：作为藩王接受的“守成教育”，无法应对中央集权的复杂政治。这种教育错位，使多数宗室子弟在突获大位时表现出政治幼稚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