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乱世枭雄的崛起与困局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地战火纷飞，政权更迭频繁。在这一动荡年代，刘知远以沙陀族武将身份崛起，建立后汉政权，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然而，其统治生涯既充满传奇色彩，也饱受争议。

一、乱世从军：从沙陀武将到后晋重臣

刘知远（895年—948年），沙陀族，太原府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人。他自幼性格厚重寡言，面有特象，雄武过人。青少年时期，正值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割据太原，刘知远投身军旅，成为李嗣源（后唐明宗）部下军卒。在战场上，他作战勇敢，很快崭露头角。

刘知远与后晋高祖石敬瑭同为李嗣源帐下偏将，二人结下深厚情谊。在多次战役中，刘知远不顾个人安危，两次救护石敬瑭脱险。石敬瑭对刘知远极为赏识，将其留在自己帐下，委以重任。后唐末帝时期，石敬瑭欲举兵反叛，刘知远与桑维翰为之谋划，成为后晋开国功臣。后晋建立后，刘知远凭借军功和佐命之功，历任检校司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许州节度使、忠武节度使等职，统领禁军，成为后晋朝廷的重要军事将领。

二、称帝建国：把握时机建立后汉政权

后晋时期，石敬瑭为对抗后唐，向契丹称臣，并割让燕云十六州，引发诸多争议。刘知远对此举不以为然，认为“对契丹称臣即可，当儿子则太过分，多送些金帛使辽兵援助而不必以割地相许，割地会造成将来后患无穷”。石敬瑭死后，养子石重贵即位，与契丹断绝关系，双方矛盾激化。契丹大军南下，后晋灭亡。

在契丹灭后晋的过程中，刘知远采取观望态度，并未出兵抵御契丹，反而向契丹耶律德光奉表称臣。然而，他敏锐地察觉到契丹无法稳定中原局势，遂于开运四年（947年）二月在太原称帝，沿用后晋年号天福十二年。称帝后，刘知远下诏禁止为契丹括取钱帛，慰劳保卫地方和武装抗辽的民众，处死各州县的契丹人，赢得了中原百姓的支持。同年六月，刘知远进入开封，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改天福十三年为乾祐元年，封李三娘为皇后，蠲免赋税，大赦天下。

三、统治困局：政治弊政与内部矛盾

刘知远建立后汉政权后，面临着诸多统治困局。当时，各地割据成势，朝廷难以有效控制地方。为巩固统治，刘知远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平定藩镇叛乱。其中，天雄节度使杜重威是后汉政权的一大隐患。刘知远几乎花费一年时间亲征杜重威，最终使其归服。

在政治方面，刘知远统治期间，手下多贪婪之辈，形成诸多弊政，一时敛赋成灾。他规定民间如有牛死，由官府收纳牛皮，犯令者死；后又规定“民有犯盐、矾、酒曲者，无多少皆抵死”，导致百姓苦不堪言。此外，刘知远在处理降将问题上反复无常，失信于人。他曾收复幽州时答应归降契丹的军民无罪，却随后杀光他们；又曾杀害吐谷浑部落百姓四百口，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

四、历史评价：功过是非的多元视角

对于刘知远的历史评价，后世存在多种观点。《旧五代史》评价他“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虽曰人谋，谅由天启。然帝昔莅戎藩，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来苏之望。良以急于止杀，不暇崇仁。燕蓟降师，既连营而受戮；邺台叛帅，因闭垒以偷生。盖抚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銮辂，寻堕乌号，故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也”。

一方面，刘知远在中原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建立后汉政权，将契丹人逼回北方，基本恢复了后晋时代的领土疆域，拯救中原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他缺乏治世能力，为人不守信，政治手段残忍，导致统治期间弊政丛生，百姓生活困苦，最终后汉政权也未能长久维持。

刘知远作为后汉开国皇帝，在五代十国这一动荡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他的崛起与统治，既反映了当时乱世中武将凭借军功称帝的普遍现象，也揭示了地方政权在建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对刘知远的历史评价，需要我们以客观、全面的视角，综合考虑其功过是非，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