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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刮钱财卖官鬻爵汉灵帝刘宏

时间:2022-04-19 10:42:59来源:历史资料作者:Marshall

汉灵帝刘宏是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刘宏喜欢搜刮钱财卖官鬻(yù)爵来供自己享乐。可以想象,刘宏用钱财买来所需的一切,可身边的妻妾都是利益所驱使走向他的身边,没有一个真心相待了,这应该成了汉灵帝刘宏的生平遗憾吧。

汉灵帝刘宏(156年-189年),本封为解渡亭侯,是汉章帝的玄孙,汉桓帝的堂侄。永康元年(167年)桓帝崩,因桓帝无子,由桓帝的皇后窦妙立为皇帝,时年仅12岁,168年—189年在位。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中平六年(189年)去世,终年34岁。在位22年,谥号为孝灵皇帝,葬于文陵。

刘宏本封解渎亭侯,为承袭其父刘苌的爵位。母董夫人。他是汉章帝的玄孙,汉桓帝的堂侄。

在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刘倏以光禄大夫身份与中常侍曹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多人,前往河间迎接刘宏。建宁元年(168年)正月二十日,刘宏来到夏门亭,窦武亲自持节用青盖车把他迎入殿内。第二天,登基称帝,改元为“建宁”。由桓帝的皇后窦妙立为皇帝(因桓帝无子),是为汉灵帝。

汉灵帝即位后,东汉政治已经病入膏肓,天下旱灾、水灾、蝗灾等灾祸频繁,四处怨声载道,百姓民不聊生,国势进一步衰落。再加上宦官与外戚争权夺利,最后宦官推翻外戚窦氏并软禁窦太后,夺得了大权,又杀死正义的太学生李膺、范谤等100余人,流放、关押800多人,多惨死于狱中,造成第二次党锢之祸。而昏庸荒淫的灵帝除了沉湎酒色以外,还一味宠幸宦官,尊张让等人为“十常侍”,并说“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乃我母”,宦官杖着皇帝的宠幸,胡作非为,对百姓勒索钱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可谓腐败到极点。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就是后来叛变的导火索。

在朝政腐败和天灾的双重压迫之下,叛乱有了广大的市场,张角煽动百姓,聚众造反。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张角兄弟三人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举事,史称“黄巾之乱”,这次暴乱所向披靡,给病入膏肓的东汉王朝以沉重打击。虽然被平定,但是破坏极大。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终年34岁。

东汉自汉和帝刘肇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而且这种斗争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汉灵帝时期也是如此。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便不可阻遏地爆发了。一方以窦太后、窦武为首,另一方则以曹节、王甫为首。

灵帝即位后,由于年小,仍由窦太后执政,论功策勋,封窦武为闻喜侯;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位拜侍中;其兄子窦绍为鄠(hù)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位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

窦太后临朝后,复用陈蕃,大小政事,均由陈蕃参与定夺。陈蕃与窦武又起用了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受挫的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使之列于朝廷,参议政事。这赢得了许多士人的心,“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灵帝即位后,宦官曹节被封为长安乡侯,暂时受到压制,但通过灵帝乳母赵娆(ráo)及太后的身边宫女,向太后献殷勤,取得了太后的信任。

陈蕃与窦武对此非常担忧。于是,密谋欲除去宦官,但太后一直犹豫不决,迫使陈、窦二人采取武力消灭宦官集团,但密奏事先被宦官得知,激起事变。

永康元年九月初七日,宦官就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把灵帝骗出来持剑开路,关闭宫门,逼迫尚书起草诏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胁迫太后,夺取了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与侄子窦绍边战边退到军中,召集数千人镇守都亭。陈蕃听说发生变乱,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80多人,手持兵器冲入承明门,与王甫军遭遇。陈蕃被逮捕,送到北寺狱。看守的宦官连踢带踹地骂陈蕃:“该死的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编制,削减我们的薪俸了!”当天便把陈蕃折磨而死。
天刚亮,王甫便带领虎贲羽林军,同包围将军府的不明就里的张奂军队会合。他们假传诏令,诬窦武反叛,引诱窦军投降。窦武与窦绍势单力薄,被重重包围,最后被迫自杀。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迁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免官,永不录用。

宦官集团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之后,灵帝被迫升任曹节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升任王甫为中常侍。其他朱瑀、共普、张亮等6人封为列侯,11人封为关内侯。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表气”。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的母亲病故,太后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日在南宫云台去世。宦官们对窦氏积怨很深,竟用一辆简陋的车装着太后的尸体放在城南一个宅院中。几天之后,曹节、王甫打算用贵人的礼节为太后发丧,灵帝没有同意。曹节等又想把太后葬于别处,不和桓帝合葬。对此,灵帝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诏令公卿会议讨论。会上,大家观望了很久,却都不愿意先说话。最后廷尉陈球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宦官赵忠连讥带讽,威胁陈球,陈球却毫不畏惧,太尉李咸也表示支持。曹节、王甫则强调“窦氏罪恶”,力议其非。李咸再次上疏,认为“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甚至说:“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这才使灵帝同意了“合葬宣陵”的主张。

太后葬礼之争是外戚与宦官这次较量的尾声。这样的事情尚且拿到公卿会议上讨论,可以看出灵帝的昏庸无能和无可奈何。廷议中赵忠、曹节、王甫与公卿同堂对簿,又用带有讥讽和恐吓的语气相争,可以看出宦官是何等的骄横霸道。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灵帝死去的中平六年(189年),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宦官势力垄断之中。

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从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

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

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灵帝。永康二年(164年),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年)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

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淫乱政,伙同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

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4人,秩级千石。灵帝却陡增至12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年)到中平元年(184年)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

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

汉灵帝刘宏搜刮钱财卖官鬻爵,这位皇帝卖官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可以想象汉灵帝刘宏这位皇帝是有多么的贪婪,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政治又是怎样的腐败,同时也可以猜测出天下百姓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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